Page 166 - 《社会》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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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
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道德失范和人文精神的失落也促使我们
开始反思西方文化，由此发展出各种以回归传统文化为鲜明特征的新
思潮。不过，此时的民族主义与之前有本质区别。近代形成的把信徒
与中国人身份对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背景是中国国力的积贫累弱，以
及由此造成的极度不自信和文化上的偏激和狭隘。同时，这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宗教正统与淫祀思想的延续。现在的民族
主义是在国家日益强盛之时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图强的民族情感，其内
核是源自对儒家文化优越性的自豪感（ 犌狉犻犲狊 ， ２００４ ： ８ ），但这仅是多元
化社会中的一种社会思潮，并未上升为政策和国家行为，对个体的社会
化并不构成强制性的外在影响。随着中国深深嵌入全球化的进程和社
会的日趋多元化，这种自豪感既可能发展出对外来文化非我族类式的
抗拒和排斥，也可能演化为海纳百川式的社会包容和吸纳。本文的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新生代身上更多表现出后一种趋向，即文化民族主
义在世代与对基督教信任的关系间仍发挥着部分中介影响，但与前辈
相比，这种影响在弱化。
数据也显示，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中介效应都很弱。对此，
我们认为，这既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也突显出本研究的不足和深入
的方向：
第一，这一情况与前文关于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影响民众对
基督教信任的历时性发展的梳理以及相关数据一致。虽无具体数据，
但依照中国之前总体性社会结构和信仰一元化的国民精神结构特征，
在改革开放之前，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对基督教的社会形象应存
在强影响。随着中国社会更趋多元和开放，影响宗教判断的科学主义
与文化民族主义观念的主导地位也逐渐松动。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形
成的对基督教的社会形象曾具有强影响的这两个因素在今天已被极大
削弱。文中两者的中介效应量及表 ４ 中的回归系数均较小，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这个现实的反映。
第二，对于新生代群体而言，本研究强调的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世
代的同质性，但其内部的异质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科学主义和文化
民族主义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虽然“以意识形态性为主要性格”的“青
年解体”，但从国家的方针与政策来看，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青年”到
改革开放后的“现代青年”，主流话语仍保持着前后一致的具有强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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