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7 - 《社会》2015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２

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社会化逻辑：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陈映芳， ２００７ ：
２１９－２３３ ）。按照经典“世代分析”的逻辑，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化中意识
形态色彩依旧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新生代社会态度的双重性，或者在作
为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代际群体的同时，也出现内部态度的分化。
同时，由于本文数据的调查对象是 １８－７０ 周岁的人群，因此，样本中还
涉及一部分“ ９０ 后”数据，而相对于“ ８０ 后”而言，他们许多人还未真正
步入社会，所受影响可能更多来自学校等机构的政治社会化。由此，作
为个体层面上态度的双重性，以及作为整体层面的内部分化，也会使他
们在接受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上出现多样性，其结果会使
在本文研究思路下的世代对基督教信任关系的中介影响被进一步弱化。
第三，就“ ８０ 前”群体而言，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的影响是全局性
的，他们也不例外。在对基督教的信任方面，虽然在人生各年龄段中，
国家政策和社会结构在个体向成人过渡时发生的变更对个体社会态度
的影响最显著（埃尔德， ２００２ ），但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的变迁不仅只作
用于新生代，而且在中国当前所经历的深刻而快速的社会转型的境遇
下，“ ８０ 前”群体也必受其影响。
第四，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看，西方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大，
，
人们的 宗 教 参 与 和 对 宗 教 的 好 感 也 会 逐 步 增 长 （ 犌狉犲犲犾犲 狔 １９８９ ；
犛狋狅犾狕犲狀犫犲狉 犵１９９５ ）。从信任的角度看，霍夫曼（ 犎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９８ ）的研究
，
发现，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宗教组织的信任程度低。如果这是个体
生命历程中的普遍现象，那么，在世代比较时，我们还应考虑到另一种
比较：在同一科学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水平下，不同年龄者受其影响以
及对基督教信任程度的差异。由于年龄大者更保守，他们对科学主义
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接受程度也比年轻者低，这就会产生一种抑制效应。
本研究中两者中介效应量和对应之回归系数偏小，也很可能是这种情
况的一个反映。
简言之，无论是世代对基督教的信任，还是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
义在其中作为中介的影响，其作用机制都是立体的。当仅简单地顾及
新生代与前辈的对比，其结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学主义与文化
民族主义的中介影响弱化。从这个角度看，本研究并非是严格意义的
世代研究，还不能完全反映出社会转型对民众之于基督教信任态度的
影响及趋势。要完全实现这些，我们还应综合考虑宏观社会转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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