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社会》2015年第2期

必要与如何：基于历史资料的量化数据库构建与分析

量分析的学者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因此，构建历史资料量化数据库和
定量分析，要想真正有效地理解数据，对规律性现象形成深入认识，仅
靠单纯的技术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将计算结果或新发现放回历史结构
或背景中去，才能得出系统和合理的结论，从而不仅能通过数据挖掘新
发现，更能解释和理解这些发现，进而改变我们固有的历史和社会科学
理论与认知。正是因为社会历史环境与数据材料的双重复杂性，我们
认为，类似基于长时段大规模历史数据的社会研究一定需要重视细化
分析时空趋势，不可脱离环境，一概而论。
比如，我们曾普遍认为“文革”时期是中国农民教育状况最“革命”
和“进步”的，但包含相应部分年份所有学生资料的学籍卡数据表明，
“ 文革”时期两校学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不仅低于 １９６５ 年前，更是在
１９４９ 年后首次出现下降。 ８ 这促使我们对“文革”宣称的将几千年科举
制度和招生考试政策一下子废除，直接从工农兵中直接推荐“政治思想
好”、“身体健康”和“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青年上大学的制度的真实效果
产生怀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１９９２ ： ４３３ ）。工农兵学员推荐制看起
来是非常有利于工农子弟上大学的，在政策推行的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 年期间
似乎也确实达到了效果，但这两三年的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整个时期
的现实。国内很多研究和回忆都指出，在制度推行了几年以后，“开后
门”等腐败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各级干部子弟都可以方便地利用特权进
入大学。有学者指出，“文革”中各种“走后门”入学取代了此前的“走后
门”当兵，成为干部子女角逐竞奔的新热点（刘小萌， ２００９ ： ２１７ ）。农村
干部也纷纷利用自己掌握的推荐权力为亲友“开后门”。四川有知青回
忆说：“（高校）招生几乎完全被公社及大队干部所垄断。有些地方将这
些干 部 的 娃 娃 依 次 排 队，推 荐 的 名 单 竟 排 到 了 １９８７ 年。”（刘 小 萌，
２００９ ： ２１８ ）苏州大学学生的状况也对此有所体现。当时苏州大学学生
中的工农比例虽然达到最高点，但如果分析学生家长的职业类别则会
发现，干部子弟在这个时候出现强劲增长，工人子弟的比重还出现了下
降。从家庭居住地来看，农村的学生出现大幅度下降，城市学生则上
升。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工农兵学员实际上被各级官员所掌

８． 相关统计结果请参见：梁晨等（ ２０１３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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