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社会》2019年第1期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５． 其他政治信任指标的分析结果
如果说前文分析的“政府信任”代表了政治信任中对制度和官员的
总体信任程度，那么对警察、法官的信任则代表对司法信任，对居委会
干部的信任则是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在这一节，笔者分别采用前
文同样的模型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利用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极大旋
转，将政府信任、警察信任、法官信任、居委会干部信任这四个变量抽取
为一个政治信任因子。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警察信任、法官信任、居委
会干部信任和政治信任因子的四项分析中，“初职工作交往面”也顺利
通过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但前三者（定序变量）的瓦尔德检验和政治信
任因子（连续变量）模型的豪斯曼检验（ 犎犪狌狊犿犪狀犜犲狊狋 ）均表明工具变量
估计量和单方程估计量没有系统区别。考虑到工具变量估计量标准误
较大，在表 ３ 中展示的结果为 犗犘狉狅犫犻狋 （信任警察、法官和居委会干部）
和 犗犔犛 估计量（政治信任因子）。这同时表明，“双向因果关系”可能更
多体现在“政府信任”和“饮食社交”之间，而在针对警察、法官和居委会
干部等具体的人群信任方面，不一定存在这种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值得关注的是，教育程度对信任法官的影响是正
向的，而对信任警察和居委会干部则是负向的，这应是因为法官职业的
专业性、权威性在高学历人群的心目中高于警察和居委会干部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饮食社交的频率因果性地侵
蚀政治信任的各个维度。也即，假设 １ ———总体侵蚀假说，得到了基于反事
实框架的有力证明。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通过“饮食社交”固然可以积累
和维系关系资本，伴随这个生成和改变关系资本的过程的却是人们对政府
信任、警察信任、法官信任、居委会信任等的削弱。换句话说，在关系的情
境下，个人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却会降低个人对体制的信任，让整个社会
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６． 侵蚀效应的人群差异
下面我们来验证“四大差异”假说。首先来看“饮食社交”对“政府
信任”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影响。为节省篇幅，表 ４ 把对“政府信任”
的体制、性别、学历和地区四类差异分析全部集中到一个表中。注意，
理论上我们不能直接对样本分割进行简单的分组子样本回归来做比
较，而是应该在模型中引入饮食社交与不同人群类别（一个二分变量）
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显著，才能说明人群甲与人群乙在饮食社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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