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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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4 · 4

   其实是有严格限制的。
       1998 年,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放弃高考复读,跟随一个邻居来到
   深圳的一家小工厂。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它所在的工业村的其他工厂一
   样残酷。在试用期间,阿辛一天的工资只有 7 元钱。在这家生产电视
   天线转换器的小厂里,他每天从早上 7 点工作到中午 12 点,然后又从
   中午 12 点半工作到晚上 11 点。比高强度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
   监工对工人们的态度。有一次,监工让阿辛搬地上的一个金属零件,作
   为一个新手,他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
   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阿辛回忆说:“当时监工就站在我的旁边。他
   面对一个流血疼痛的人竟能大笑,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
   又命令我去做其他事情。”做到第七天,阿辛就被解雇了。
       改革给这一代人带来了迁徙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乡,可以
   自由地选择为外资企业或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中的很多人释
   放出改变自己的愿望,但为了让这一愿望成为现实,他们中的多数人不
   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并非秘密。改革的辩证法就内
   藏于同一个过程:它一方面给了农村人流动的自由,使他们可以转变为
   工厂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又对已经置身于工业城市中的劳动之躯施加
   诸多严格束缚。阿辛可以自由迁徙和工作,但他在可以自由行动的同
   时,却发现已经失去了前进或者后退的自由,变成城市中的陌生人和一
   个永久的过客。很快他就失去了“家”的归宿感,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第一份工作的经历:
           在第七天,有几个在一起打工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准备
       辞职。他们叫我一起走,我想继续做到领工资为止,没有答
       应。我们在车间门口处谈了大概十分钟,被老板看到,他跟监
       工说了些什么。当我返回车间的时候,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
       我说:“明天你不必来了”。后来我就跟帮我介绍这份工作的
       老乡说我被解雇了,我干了七天他们应该给我 49 块钱的工
       资。老乡说:“你还敢要工资?没被罚款就算你幸运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他的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只能在大街上流浪,我不敢走
       主路,怕被查证;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没其他地方
       去,只能去电影院……晚上 11 点以后电影院就放夜场电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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