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14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的想象的，我们在做现场的时候， 犙 就在那里发微博，就把我
们的相片上传了。超乎我们想象的是，它很快就被传播得很
厉害，到当天晚上的时候，图片已经传疯了，就有很多媒体来
联系我们了。（ 犢 ，个人访谈）
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无疑提升了个体行动者的力量和影响。同
时，对参与街头行为艺术的行动者而言，对社会运动规模的追求并不在
于行动现场参与者的数量，他们更看重行动发生的后续影响。
这种集体行动个体化的特点，也迅速造就了一些个人能动性突出
的运动“明星”。 犕 是一个 ２０ 出头，刚刚大学毕业的女生，由于策划和
参与了好几次有影响的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上。
在对 犕 的访谈中，她不无自豪地说：“（占领男厕所）广州一炮打响后，
为什么一个女大学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犌 在接受访谈时，这样点评
２０１２ 年的女权街头行动：
你如果看去年的女权行动的话，它基本上是要塑造明星，
因为必须通过塑造明星的方式，让大众熟悉几张脸。因为它
不会每次都是不同的人，让人记不住。但是，塑造明星的方式
也是比较容易被控制的。那几个明星需要承担个人的风险。
（ 犌 ，个人访谈）
以塑造“明星”的方式，将女权运动“明星”的形象及其所代表的性
别议题进行联系，从而增加社会倡导的效果。虽然这种方式也给个体
行动者带来了风险，但是，相对更有组织性的集体行动，政府对于这样
一种个 体 化 的 权 利 主 张 和 谋 求 利 益 的 行 动 更 为 容 忍 和 接 受 （ 犢犪狀 ，
２０１０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动“明星”所承受的个人风险。
这种突出个人的行动方式并不意味着组织变得不重要，相反，这是
在特定国情和现实条件下运用新的组织策略的结果。尽管近 ２０ 年来
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迅速，民间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
越重要，但政府对于民间组织仍保持着警觉，特别是对在政府控制之外
的背景和议题敏感的组织活动。曾繁旭（ ２０１３ ）及其合作者在讨论近期
中国业主维权行动的最新文章中，也谈到了“虚拟组织化”的抗争模式，
其中互联网是关键因素。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形成相对民主的组织、动
员和决策模式，便能消解虚拟组织的风险，缓解搭便车困境。相比政府
对个体行动者的容忍，组织在参与对抗性相对更强的街头行动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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