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13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６

体行动的发生既合乎情理又严守法规，那些草根动员者（抗争带头人）
还是很可能被地方政府视为“刁民”而遭到各种打压，甚至以“扰乱社会
秩序”的罪名入狱（应星， ２００１ ： １２６ ）。类似这样的“民告官”案例，村民
们多少都有所耳闻。因此，在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生活工作节奏缓慢
的乡土社会，时间就是最丰富的资源。他们认为，反正土地是自己的，
搞开发的是政府和开发商，着急的不是村民而是政府，拖的时间越久，
对村民越是有利———越往后拖，补偿金就越高，政府提供的各种补偿待
遇就越多。所以，村民们就打起了拉锯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拖到
他们烦”，“看谁耗得过谁”。
当然，“拖”的抗争策略在厦村和薛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厦村被
征地农民“一起拖”的行为并没有经过统一协商，但是大家心照不宣。
相比而言，薛永颂带领的 ８ 户薛村村民，其“拖”法有条不紊，显出有组
织、有计划的特点，也更具主动性。从结果来看，“拖”的抗争策略在两
个村庄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厦村的征地工作陷入停顿状态；薛村大墩
的征地工作则留有“尾巴”，开发城建设工程受阻。这似乎正是村民们
希望的某种结果。
（三）集体行动中的“理”、“法”并用及其界限
在厦村和薛村的征地过程中，都曾发生过集体性的抗争活动。厦
村村民阻拦有关部门丈量土地属于“突发性群体事件”，是一次农民自
发的集体行动。薛永颂串联其他 ７ 户村民坚持要价、集资建房，而后又
承租水田则属于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这两起事件在当地都是
“焦点问题”。我们通过对这两起“公开对抗”事件的分析，来探讨农民
维权行动如何在“理”与“法”的界限之间进行，以规避风险和寻求利益的
最大化。当然，由于案情不同，我们的分析重点也不同：对于厦村村民阻
挡丈量土地事件，我们主要通过分析行动者行事当时的内心世界和事后
的自我反省来加以探究；而对于薛永颂带头集体抗争一事，我们则主要
考察他是如何运用“踩线不越线”的问题化行动策略来进行抗争的。
１． 留有回旋余地的厦村“阻拦丈量土地事件”
吴毅（ ２００７ ）认为，乡村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利益的结构之
网”，使农民在官民博弈中一般采取忍让而非诉愿的态度，即使诉愿，也
尽可能留下回旋的余地，为诉愿后官民关系的修复留下后路。吴毅的
分析是具有启发性的。至少从表面上看，厦村村民阻拦丈量土地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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