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3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５

权行政职能与机构的复制扩大是影响农民上访行为的重要因素；从公
共政策的过程角度，汪玉凯（ ２００９ ）认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主要原因在
于，弱势群体的诉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得不到体现；从法制建设角
度，郭正模和李晓梅（ ２００７ ）强调，利益失衡主要是因为立法、行政和司法
等方面的不足；从行动者的心理和感情层面考虑，毛寿龙（ ２００９ ）主张行动
者在利益诉求过程中，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是低成本的理性决策；柏俊
（ ２０１１ ）认 为 当 前绝 大 多 数群体 性 事 件 的 本 质 都 是 利 益 冲 突；于 建 嵘
（ ２０１２ ）进一步强调“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陷阱”是社会对地方政府的低
信任度问题；应星（ ２００９ ）认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真正的驱动力是集体行
动中的情感因素，并以六个层面的“气场”来概括；张书维等（ ２０１０ ）通过模
拟实验分析发现，相对剥夺感是群体性事件重要的诱致因素。
这些文献总结出的“因”基本可以用宏观治理结构和微观心理状态
概括。毫无疑问，这两者分别代表的是中国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体制
因素和个体因素。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没有忽视互联网的“助燃”作用。
郑永年和吴国光（ 犣犺犲狀 犵 犪狀犱犠狌 ， ２００５ ）的研究指出，互联网可以理论化
为信息渠道、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的平台，在三个方面参与社会与国家
的互动；周巍和申永丰（ ２００６ ）甚至强调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非制度化
参与的途径；游传耀（ ２００８ ）提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而扩大；朱力（ ２００９ ）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黄荣贵（ ２０１０ ）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
的三种理论模型和中国研究的三种取向；汪玉凯（ ２０１２ ）认为，网络参与
之所以在公众参与中异军突起，从根本上说是由互联网的开放性、平等
性、虚拟性和无疆界决定的。 ７
实际上，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媒体，本身就具有社会濡染和同群
效应的互动功能。 ８ 无论在哪个国家，传统的平面媒体和新的网络媒体
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可能具有“助燃”功能， ９ 各国的实证分析结果
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安德鲁和比格斯（ 犃狀犱狉犲狑狊犪狀犱犅犻 犵犵 狊 ， ２００６ ）在

７． 其他的论述可参见杨国斌和卡尔霍恩（ 犢犪狀 犵犪狀犱犆犪犾犺狅狌狀 ， ２００７ ）、唐杰（ ２００７ ）等。
８． 关于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的文献参见陈云松、范晓光（ ２０１０ ）。
９． 对互联网和 社 会 运 动、抗 争 行 为 之 间 关 系 的 理 论 分 析 和 回 溯 的 国 外 文 献 参 见 犅狉犪犽犲
（ ２００５ ）、 犖犻 狆 （ ２００４ ）、 犇犻犪狀犻 （ ２００３ ）和 犌犪狉狉犲狋狋 （ ２００６ ）。这类研究总体上理论描述和案例较多，
大样本的实证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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