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社会》2013年第3期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结为当前较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当前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性
别失衡问题，男性比例偏高会导致部分男性找不到合适的婚配对象而
面临失婚的风险；同时，女性所占比例偏低也会增加女性的在婚姻市场
中的议价能力，使其处于主动地位（桂华、余练， 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改革
开放以来，伴随大量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务工，两性间社会角色距离逐
渐缩小，但社会对两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期待并没有同步缩小。在
这种背景下，女性不仅经历更少的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不协调的紧张
问题，流动前后所增加的资源与权力的相对值也要更大一些。这两个
因素的共同影响可能使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高于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的部分失婚男性流向了城
市。面对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排斥，这部分男性
可能遭遇到来自婚姻和户籍制度的双重剥夺，从而使得他们对在城市
中的遭遇更为敏感，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在农民工群体中，未婚者比已婚者的心理失范更严重，其中
大龄未婚者的心理失范最为严重，但婚姻状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
响不存在性别差异。虽然在普婚制文化背景中，性别失衡可能会加剧
部分男性的失婚风险，使其受到来自家庭内外的双重压力，出现严重的
心理失范，但本文发现婚姻状态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解释力更高，
并没有支持婚姻状态影响的性别差异的假设。也就是说，失婚对两性
的心理失范都有负面影响，婚姻对两性都有增益效应。部分研究发现，
由于婚姻会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家庭责任，并没有显著提高女性的心理
健康。但本文发现了婚姻对女性心理失范的增益效应，其原因可能是
大多数流动已婚女性的子女不在身边，使其较少面对由于承担家庭内
外的社会角色而带来的角色紧张。就是说，减少女性面临的家庭角色
与社会角色间的冲突与紧张可以改善女性的心理失范，这点与之前解
释婚姻对女性心理福利没有增益效应的逻辑是一致的。
第三，与“养家糊口”相关的角色及特征不仅对农民工心理失范有
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具有性别差异。教育、职业、流动时间和就业
状况会显著增加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水平，但对女性农民工没有显
著的影响。这表明，人口流动带来的性别角色相对稳定，和社会角色变
化不协调，也使得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
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依然被期待为“养家糊口”的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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