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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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如果在城市中就业不稳定,会不利于其在城市立足和地位获取,这
              种基于性别角色的期待与实际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差异会导致较大的角
              色紧张,心理失范程度也会较高。也是基于社会对性别角色期待的差
              异性,相较女性农民工而言,男性农民工对大学教育回报的期望会更
              大,在面对大学教育回报失败时,其挫折感也会更大,进而显著地影响
              心理失范。这里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教育回报的影响,大多研究发
              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的心理失范程度会降低,但本文得出了
              相反的结论,其原因可能与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和高等教育扩招后的“文凭贬值”有关。一方面,户籍作为一项“社会
              屏蔽”制 度,将 农 民 工 群 体 排 斥 在 城 市 社 会 资 源 之 外 (李 强、唐 壮,
             2002 ),教育的社会筛选功能被扭曲;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
              文凭不断贬值,受过较高教育的农民工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很高,但
              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心理落差感反而越大,进而加剧心理失范。二是
              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从逻辑上推理收入与农民工“养家糊口”责任的实
              现最为密切,但本文的数据并没有支持该假设,这可能跟本文的研究群
              体有关。本文将已婚和未婚人群合并在一起研究,但个体对“养家糊
              口”责任承担会受到婚姻状态的影响,较之已婚人群,未婚人群的“养家
              糊口”压力并不算紧迫,因此,婚姻状态可能影响到收入与心理失范间
              的关系。所以,要进一步了解“养家糊口”相关的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
              心理失范的影响及影响的性别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婚姻状态
              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模式。
                  第四,社会参与类型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中
              资源型社会参与仅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而表意型社
              会参与仅对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这种不同
              可能源于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差异,传统性别角色期望男性成为“养
              家糊口”的责任人,鼓励培育理性、专横、积累和竞争的工具性气质,因
              而,男性对于资源型社会参与会更积极,当其资源型社会参与不足,就
              可能导致其 出 现 较高 的心理 失范。而女 性往 往被期望 成 为“贤 妻 良
              母”,被鼓励保护和合作,因而,女性更多从家庭与社区等相对紧密的人
              际交往获得情感支持,当其缺乏社区活动参与时,就可能遭遇人际关系
              紧张,出现心理失范。已有研究也表明,女性面对人际困难或问题时会
              出现更多的抑郁问题( 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 犕犮犔犲狅犱 , 1984 ; 犖犲狑犿犪狀狀 ,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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