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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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
配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现有户籍松动之前，导致农村
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很难找到教育匹配的配偶。在本研究中，技术类职
业者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者，对于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
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这表明，在农村，职业地位的提高会增加男性在
婚姻市场的吸引力。
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也有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和
户籍差异。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
越大，这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一致。父母的教育程度代表了
家庭的文化资本，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价值观和信仰等间接地对
其初婚年龄产生推迟的效应。该变量在农村户籍居民中没有表现出显
著的效应，这可能是在我们的农村户籍样本中，父母接受过高中及以上
教育的比例很低所导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户籍之间不均
衡的受教育状况。另外，在城市户籍居民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
越小，这可能与城市家庭住房资源相对稀缺有关。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无论对于城市户籍居民还是农村户籍
居民，父亲从事技术类职业者对子女的初婚年龄有推迟效应，而父亲从
事管理类职业者对儿子的初婚年龄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该效应对
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职
业经验会影响代际关系的价值观和实践模式，管理类职业比较看重子
女对父亲权威的遵从，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希望子女，特别是儿子尽早
成婚；另一方面是由于管理类职业相比其他职业掌握着更丰富的经济
资源和社会资源，也能够为子女结婚提供物质帮助。这一发现不仅补
充了工业化国家关于父母职业与子女初婚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
以此可以回应现代化理论关于婚姻的假设，即在传统社会特征更为显
著的农村，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的差异会对个人的初婚年
龄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初婚年龄不仅涉及个人的婚姻选择，还
与社会分层、户籍制度、城乡结构等宏观因素联系在一起。与国内关于
婚姻匹配的研究相一致，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缺乏良好职业和家庭
背景的农村男性，有可能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
当然，上述影响初婚年龄的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在不同时代所产
生的作用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人口政策和婚姻家庭观念
等而有所差异，今后尚需结合年代的变迁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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