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13年第2期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劳工收入差异与分解

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
先温州地区”（伞锋等， ２００１ ）。因此在产业结构上，苏南模式“从高新技
术产业的低端环节进行工业化”（董锋等， ２０１０ ）。
不同的发展模式，使地方经济结构呈现不同的特点（相关综述参见
纪玉山、李兵， ２００３ ；伞锋等， ２００１ ），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不同（董锋等，
２０１０ ；张一力， ２００６ ）。浙江模式“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不要求有较高的专
业人力资本”，而苏南模式的“产业集群却对专业技术有一定要求”，两
种模式下的“区域人力资本结构分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和专业
人力资本富裕型”（张一力， ２００６ ）。而珠三角模式的国际资本比重大，
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偏好是廉价和年轻的外来女工，而不是
“劳动力的忠诚或者保住稀缺技术”（任焰、潘毅， ２００６ ；魏万青， ２０１１ ）。由
此可推断，苏南地区劳工人力资本显著高于浙江和珠三角地区。据此提
出“劳动力禀赋差异”假设：
假设 １ ：因为苏南地区劳工人力资本高于珠三角地区和浙江地区，
所以苏南地区劳工的人力资源等禀赋条件给劳工带来的收入回报最高。
假设 １ 只是针对三大发展模式中劳工的异质性（主要是人力资源
方面的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并没有回答禀赋的“价格差异”（邢春冰，
２０１０ ），即不同发展模式下劳工收入回报率差异的问题。这需要先回答
一个反事实问题：“具有平均特征水平的劳工如果去珠三角、苏南、浙江
地区工作，其收入会有什么不同？”目前并无文献对此做出回答。一些
研究者指出，不同模式下的受益群体也不同。苏南模式保证了“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的资金和公务员的福利”，但“人均收入较人均 犌犇犘 增长缓
慢且与人均 犌犇犘 之比持续下降”，而浙江模式“藏富于民的政策”则保
证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董锋等， ２０１０ ）。相较于浙江模式与苏南模
式丰富的研究成果，珠三角模式的研究被重视程度不够（戴定， ２００３ ）。
珠三角地区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提条件与核心竞争力正是来自该地区
吸引了“低端的”、“低成本的劳动力”（高柏，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在强政府和
强资本的背景下，国际资本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劳工被侵权现象频
发的地区，全球资本“逐底竞争”背景下的珠三角地区的劳工处境远不
如长三角地区（蔡建娜， ２００７ ；刘林平等， ２０１１ ；万向东、刘林平， ２００７犪 ，
２００７犫 ）。这些观点虽然无法直接回答上述问题，但依然可推断出一些
可验证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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