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9 - 《社会》2013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１

同乡聚集倾向而变化的趋势。其次，为了对同乡聚集更好地测量，笔者
在调查数据中，收集了农民工所在企业的雇主、直接管理者和工友是否
为同乡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同乡聚集进行直接测量。本研究拓
展了以往在经济与就业上对族群聚集的定义，同时采用了雇主和管理
者为同乡和 ５０％ 及以上工友为同乡的两种定义同乡聚集的方式。在
某种意义上，雇主和管理者为同乡定义的同乡聚集可视作是一种强势
聚集，拥有较好社会网络资源者较倾向于进入这种类型的同乡聚集（表
３ 中“通过亲友网络求职”的影响系数较大），这种聚集对提高月工资的
作用较大（参见表 ４ 模型 １ 中“同乡聚集”的系数），带来的正向选择作
用也显著（图 ２ 中的斜率在 ０．１ 水平上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同乡
的雇主或管理者有权力和资源帮助或关照同乡农民工，能通过将其安
排在有加班机会或薪酬较好的岗位上，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工资。
而以大多数工友为同乡的同乡聚集中，同乡工友未必有这样的资源和
能力为他们的同乡带来经济上明显的好处。此外，教育程度越低的农
民工越可能进入到工友为同乡的同乡聚集中，这一点说明以大多数工
友为同乡的同乡聚集有可能是弱势的聚集，这种聚集所起到的主要作
用是争取就业机会，而不是提高工资收入。
尽管本研究试图从管理层角度和工友角度考察不同类型的同乡聚
集，但并没有囊括所有同乡聚集的可能形式。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只
调查了正式就业的农民工，非正式就业（或从事地下经济）的农民工不
在其中，而同乡聚集在非正式经济中也很常见（如乞讨、收废品），同乡
聚集也许对从事这些非正式经济的农民工更为重要，这有待日后的研
究。除此之外，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就业中同乡聚集对经济收入的作
用，而在以往对同乡聚集社区的个案研究（如“平江村”、“浙江村”等研究）
中还考察了同乡聚集在社会支持和集体行动等多方面的作用，但由于数
据和测量的局限，本研究无法对同乡聚集的其他功能都进行探讨。
尽管来自同一省籍或来源地的农村流动人口聚集在同一车间、同
一企业或同一行业中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但运用族群聚集命题分析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并不多见。中国农民工流动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持续至今，虽已历经 ３０ 余年，但农民工群体依然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
会之外，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处于劣势，也
难以享受到与城市本地居民同等的福利和待遇。从移民融合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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