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党政研究》2025年第6期

点聚焦于顶层设计与基础框架构建，通过制定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确立了数字技术在生态
监测与生态治理中的应用路径。进入深化实施阶段，国家以试点示范为先导，推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环境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智慧环保平台
建设。近年来，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演进已进入创新优化阶段，在着力强化系统集成与
跨部门政策协同的同时，持续提升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及全球影响力。在数字生
态文明建设政策体系的制定与演进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
保各项政策有效实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持续优化加持下，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
着生态环境治理范式，从生态环境监测到污染源头管控，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到环境风险
预警，数字技术已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流程与各环节，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由
“被动应对”向 “主动预防”、由 “单点治理”向 “系统治理”转变。在生态环境监测领
域，“我国生态文明数字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截至 ２０２４ 年底，已建成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
测、重点核设施环境监测、应急监测 ‘三张网’，布设了 １８３５ 个监测点，实施全天候监
测。” 借助卫星遥感、物联网传感器、无人机等技术的综合应用，突破了生态环境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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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时空限制，实现了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的实时、全域监测，提升了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水平，增强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
在生态环境治理环节，各地积极构建并推广智慧环保平台，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有
效整合生态环境、水利、农业、林业等多个关键部门的数据资源，显著打破了传统的数据
孤岛现象，促进了从 “数据壁垒”向高效 “数据共享”的全面转化。在生态环境治理决
策层面，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通过对海量生态数据的分析挖掘，能够精准识别污染
源头、预测环境风险，为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长三角地区依托 “区域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对 ＰＭ２． ５、臭氧等污染物的跨区域协同预警，不仅显著提
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精准性、协同性与科学性，也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基层
经验。此外，随着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各地纷纷推出集环境数据查询、污染线
索上报、环保活动互动等于一体的数字化公众参与平台，正在重构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共治
的路径与模式，推动公众从 “信息接收者”转变为 “治理参与者”，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
“政府单方面推动”转向 “政府引导、公众协同”的多元共治模式。
综合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实践实现了多维度突破，构建了包含政策支持、技术赋能与多元协同的治理框架，实现了
从重点整治到系统整治、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从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从实
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 “四个重大转变”，生态文明建设的数字场域实践构成了数字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

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在 “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价值重塑”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仍面临内外环境
嬗变所引发的许多困境。
（一）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存在短板，良好数字生态亟待构建
第一，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有待完善。自提出 “双碳”目标以来，我国支持绿色技术
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推进策略不断健全，绿色技术已成为驱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动力。然
而，当前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仍面临绿色技术创新关键环节存在短板、绿色技术应用监管机
制有待完善等挑战。
绿色技术创新关键环节存在短板。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驱动力，当前绿色技
术创新关键环节呈现许多不足。首先，部分核心技术设备还依赖进口，导致技术自主性受
限。此外，涵盖技术应用、安全保障及协同治理的绿色数字技术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融
合不充分，从而制约了绿色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制约了对生态系统脆弱
区与敏感区开展常态化、自动化实时监测和有效治理的能力。其次，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学
研转化机制不畅，表现为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间合作渠道有待拓宽完善，绿色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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