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7 - 《党政研究》2025年第5期

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 年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提出 “ 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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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的总体框架，明确提出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同年，《关于以数
字化改革推动代表联络站迭代升级 培育打造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的指导意
见》和 《关于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功能建设基本要求的意见》相继发布，
明确了基层单元指导意见和功能建设要求，全面推进基层单元建设。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与
政策推动，引发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实践探索与理论探讨的热潮。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载体，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 （以下简
称 “基层单元”）是指通过数字化赋能，对人大代表联络站迭代升级和系统性、革命性重
塑，打造兼具物理与网络双重空间特性的新型治理平台，旨在有效叠加数字化场景应用拓
展的网络空间，突破时空限制，使之成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贯通民主各环节、实践多元
主体合作治理的重要场域。深入理解基层单元的关键在于把握其作为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
践载体”与 “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引擎”的双重角色，以及连接二者的核心机制———合作
治理。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单元建设过程中，基层单元的功能定位为民意整合平台、监督
执行载体、协同治理枢纽，而合作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强调主体多元性、权力共享性与行
动协同性，二者高度契合。换言之，基层单元本质上是通过制度设计和数字化手段，为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多元主体在基层治理场域的有效合作治理提供了结构化平台。因
此，如何通过合作治理将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数字化改革背景下不断深化全
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大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一直是学界深入关注的话题，诸多学者从宏观与微观两
个层面展开讨论。在宏观层面上，蔡文成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治理逻辑蕴含在主
体、内容、形式、实践构成四部分中，分别回答了 “由谁治理”“治理什么”“何以治理”
“怎么治理”的基本问题，架构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的总体布局，有利于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黄小钫认为，人大制度在国家治理
〔 ２〕
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 “支撑”和 “联结”两个层面，既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了支撑，也将国家治理主体有机联结在一起形成治理合力 ；
〔 ３〕
方帅主张，在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人大及人大代表的制度、组织、身
份及区位优势被有效利用，最终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微观层面上，部分学者探讨了人大
〔 ４〕
的某一具体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如王续添从地方人大派出工作机构的视角，描述了地
方人大派出制对地方治理在平衡化、合法化和理性化等方面的形塑 ；张洲梳理了人大代
〔 ５〕
表社区联络站与基层治理的关系，认为联络站拓宽了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激发
了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突显了人大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意义 。
〔 ６〕
上述文献可看出，学界普遍认为人大制度融入基层治理过程既具必要性，亦具有可行
性，而基层单元是二者融合命题在数字时代的最新实践形态和有力证明。作为人大制度的
有机组成部分，基层单元具有鲜明人民性、基层性的治理空间，通过塑造 “群众—人大代
表—行政机关”三方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 ，为基层合作治理创造可能空间，而如何通过
②
制度性设计实现三方合作中的平等关系是合作治理的关键。本文以温州为例，考察地方全
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创新实践，凝练具有浙江人大辨识度的制度创新成果与品牌化建设

① “ １５１２”总体框架中的第一个 “ １”为平台 ＋大脑，“ ５”指党建统领整体智治、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
综合应用和法治保障，第二个 “ １”为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 ２”指理论和制度体系。
② 主体间性理论是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后现代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种理论范式，旨在研究主体间的相互关
系，即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其突破了主体性视角下自我与他人之间为
主客体对立关系的困境，将研究视角转向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参见李会勋、肖金明：《从主体间性理论看执政
党与人大的关系》，载 《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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