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党政研究》2025年第4期

（二）基于制度支撑的规则体系重构
在新的场域中，要维持多元主体的有序互动，离不开新的规则体系建构。高度的制度
化水平能够确立清晰的博弈规则框架和主体间互动准则 ，为公众与组织间的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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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动奠定坚实基础，提升公众参与过程的透明度和效率，增强抵御不确定风险事件冲击
的能力。制度场域通过正式规则体系框定协作边界、分配权责关系；符号场域则通过意义
建构与价值共识塑造主体行为动机，二者共同构成 “硬约束”与 “软激励”互补的协同
作用，促进数字化合作生产稳定运行并持续发展。
制度支撑机制在数字化合作生产中起着维持平台稳定性和推动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关键
作用。例如，杭州市 “文明帮帮码”，构建了数字化的志愿者积分体系和服务体系，不仅
对志愿者服务活动进行精准赋分，还明确了志愿服务积分可享受的各类优惠权益，通过官
方组织的制度化建设重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规则体系。组织的制度化规范有助于公众准
确认知自身在合作生产中的角色和责任，由此促进良性合作生产秩序的形成。例如，为了
推动公益慈善这类公共服务的发展，国家通过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个人求助
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公众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不仅明确了公众
在参与过程中的具体责任，还为不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设定了明确的法律后果，为公众参
与提供了遵循和保障。

四、主体嵌入：从被动到主动的网络化联结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
者。 主体嵌入包含了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行动者不仅嵌入于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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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深受网络其他成员的影响；同时，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传统、价
值规范等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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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价值牵引的角色转换
“要”还是 “不要”参与到合作生产之中，实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是对将要
采取的行动的判断，而非对已然事实的阐释。新的数字化场域虽然缺乏行政驱动力和道德
约束力，但是技术平台可以通过用户的浏览历史、搜索记录、点击偏好等多维度数据的深
度挖掘与分析，精准勾勒出用户画像，从而精确捕捉不同群体的价值偏好与实际需求。运
用协同过滤等算法技术 ，智能识别并连接具有共同价值取向或行为方式的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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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同类吸聚的效应。
数字化合作生产通过技术手段开展价值识别，突破传统行政命令或道德说教的局限
性，将原子化的公众转化为具有持续动力的 “价值共创者”过程中，形成了关系性嵌入
的稳定机制。例如，“广州街坊”是广州一支群防共治的队伍，主要通过地缘、业缘、趣
缘等社会关系网络参与到群防群治中来，他们在学校、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等人员密集
处，在街头巷尾、城中村等城市末梢开展排查隐患，巡逻望，成为广州基层治理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在 “西关达人”“秀全大妈”“白云快递小哥”“棠下同乡坊”“沙河拉
力君”等品牌打造过程中，由于社会认同与行为模仿等内在心理机制的作用，当个体的朋
友、同学、同事、老乡参与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价值牵引，更
能促使其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进程中从 “接受者”到 “生产者”的角色转换。
（二）基于氛围感召的关系联结
人的认知与其身体密切相关，而人的身体嵌入于具体的外部环境之中，因此环境也构
成了认知系统的一部分 ，公众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影响着其参与合作生产行为的内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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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数字化公共服务场域中，氛围感召通过文化符号的唤醒与集体情感的共振，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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