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一）产业链转移的常态化趋势
从产业链相关环节的关联度来看，那些拥有较低产业关联的环节相对独立，常态下是
容易转移的，这类环节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那些拥有较高产业关联的环节，深度嵌入所
在产业链中从而常态下是不易转移的，而非常态下，突发事件对不同产业链环节的影响据
此不同。
一是疫情会放慢已经在进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在我国的迁出进程。首先，因为
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对跨国公司也造成全面的冲击，大批企业倒闭或者濒临
破产，产业链的根基受损而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同时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阻碍了
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搁置企业已经或者即将进行的投资行为，叠加已经在锐减的国际投
资流量，产业链转移更加困难。其次，是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并助力全球抗疫，
我国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过程当中展现的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全社会动员及协调能力
使得我国的国际综合竞争优势得以体现，庞大的生产规模、齐全的产业门类、巨大的消费
市场以及制度优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最后，欧美疫情仍在蔓延，疫情全球化
进一步改变了国家和区域的力量对比，跨国公司转移产业链时不得不考虑自身受到的重创
和落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即便这些国家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即，疫情冲
击将会放慢贸易战以来国内企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大量制造业生产环节在中短期范围内将
仍然以我国作为供应链中心，我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安全港湾，全球金融和产业资本将
大面积流向我国。
二是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经济体更加困难。一方面仍然是因为疫情对欧美发达国家造
成重创，全产业链转移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流必将伴随非常高的转
移成本，在经济复苏困难的情况下，短期内甚至长期内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
对我国的冲击是短期的，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并随着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而得到加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产业链安全和全产业链构建摆在了重要位置，我
国也将会主动延缓产业关联度较大的关键核心环节的外迁，提高在产业链上的自主性。疫
情冲击下的大国竞争也减缓了我国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的进度，如疫情阻断了日韩等国
对华为的零部件供货、美国切断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在华为与美国抢占全球 ５Ｇ 市场的
关键 “窗口期”，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导致华为 ５Ｇ 产品在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布局异常
艰难。
不过，疫情使得非常时期产业链的安全性重于效益性得以凸显，促使各国意识到保障
国内产业链的完整和效率及国内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是第一位的，中长期权衡、常态与非
常态权衡以及安全与效益权衡使得更长期的产业链调整趋势充满各种可能性。
（二）产业链价值活动的非常态转变
传统贸易模式下，物物交易涉及跨境的基本上是最终产品，产品生产过程的片段化存
在于一国境内，外部冲击仅对该产品的生产国产生影响。ＧＶＣ 分工模式下，产品生产过
程跨境共享，中间产品成为跨境贸易流的主要对象，外部冲击对不同生产阶段上的国家产
生不同的影响：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达国家面对外部冲击可以轻易分散风险与成本，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的同时还要承接来自上游国家转移的风险与
成本。从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来看，经历强劲反弹后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时期，各类
生产活动增加值增速下降，但国内生产活动所受影响最小，增速超过 ＧＶＣ 生产活动，成
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ＧＶＣ 分工体系中的国内分工深化，产业链国内长度延伸。与此
同时，发达国家仍然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外包给全球生产网络，金融危机后的 ＧＶＣ 活动
的缩减趋势在发达国家中没有普遍存在，甚至仍然在持续扩张，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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