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一、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共生共进的背景考量

（一）治理全球化：全面从严治党面对着多元意识形态的交汇碰撞
在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有所消退。与此同时，多种需要跨国界共同治理的全球化问题日渐突显，治理全球化已经
成为大势所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此明确了两个构建，即 “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全球化治理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
然而治理全球化也带来了多元意识形态交汇碰撞机会的增多，近年来文明冲突论、历史终
结论、民主和平论、司法独立论、多中心治理论、一党执政滋生腐败论等一些明显带有西
方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观点、话语，开始出现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甚至渗透到
党内生活中来。良莠不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
位，无形中也让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着更多的考验和危险。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
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面对世界多极化、治理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以及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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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领域多元并存的内部环境，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协同的自觉性明显提
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一方面需要综合考量党内面临的 “四大考验”和 “四种危
险”，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全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强化党对意识形
态工作的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扶正祛邪，进而以实现意识形态工作 “两个巩固”的根
本任务来强基固本。综合来看，治理全球化是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工作一体化推进的
外部诱因，但这样的共生共进既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对执政
党永葆先进性的具体要求。
（二）改革深入化：全面从严治党面对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时代变迁
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有
着自己的独特性。与西方国家五大领域改革经历了 ５００ 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不同，我国是在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里，几乎同时启动了五大领域的改革。这导致中国社会进入了加速转型
阶段，潜在的社会矛盾与思想冲突集中突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中国的改革再次加速，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但此时的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调整已经成形的利益格局，必然要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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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也必然会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变化。马克思认为，“随
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全面深化改革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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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带来了社会阶层的猛烈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获得感有较大差异，发
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很突出，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冲突难
以避免，由此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观点差异和评价分歧。这就要求全面从严治党
必须审慎考量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时代变迁，处理好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
元化社会思潮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
（三）生存网络化：全面从严治党面对着双重思想舆论场域的叠加效应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行为方式，形成了虚拟与现实、兴趣与文
化、媒体与社会的全新二元交织关系，生存网络化、思维碎片化是 “互联网 ＋”时代的
典型特征。但也正如西方著名互联网学者尼葛洛庞帝 ３０ 年前的预判，“任何一种技术或文
明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 。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便捷性，以及参与网络舆论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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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平等性、匿名性，使得互联网自从在民用领域开始应用，就成为了意识形态传播的
有效工具，网络为不同 “政党和国家宣传自身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媒介” 。当前新媒体的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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