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党政研究2019年第3期

“洋务”一词由 “夷务”转变而来，“夷”字变 “洋”字，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精神和
价值的动摇。中国历史上的中外交往发展中，“夷”相对 “华”“夏”而言，是对异族或
外族的贬义称呼，到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人也被列入 “夷”的范围。“夷”字代表着封
建王朝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但是到了近代，中西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对外族居高临下的
蔑视已经极不现实，部分开明的清朝官员开始主动使用 “洋”“洋务”等称呼。另外，西
方列强对自己被称为 “夷”也颇为不满。１８５８ 年签订的 《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明
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这个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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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列强用不平等条约要求的所谓 “平等”。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
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晚清政府和民间对 “夷”字的弃用，意味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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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的重大改变，这是现代化观念形成的基础。１８４０ 年划时代的意义，其实 １８６０ 年代同
样具有。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长达 ３０ 年的以 “自强”和 “求富”为口号的洋
务运动开始了。自强以御外辱成为自觉意识，求富观念的变化，意味着统治阶级开始正视
中西差距。洋务运动正式迈出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从 “制洋器” “采西学”到办企业、
创办新式文化教育等，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突破了军事化的狭隘认识，在经济领域移植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新设同文馆等近代意义的学校、译介西
学书刊、派遣留学生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朝顺乎历史潮流的方向发展。洋务自强是中国
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应付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 “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晚清政府中的开明官僚总结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
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虽然 “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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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用”的方案仍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基础，但这是中国近代首个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现代化
方案，承认中学具有不足之处，主张用西学来进行弥补，在当时的条件下，终究打开了中
国早期现代化的大门。
１８９５ 年，舰船实力占据优势的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宣告洋务自强运动
破产，中国人在实践中意识到，光靠器物层面的优势仍然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洋务思潮
向维新思潮过渡。为什么数十年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拥有 “坚船利炮”后还是不
能御外辱？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变法势力，而且促使一批又一批
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从制度层面来思考如何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因而有了戊戌变法、
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在技术变革的基础上又向
前迈出一步。康有为提出要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实行变法，以为中国能像日
本一样后来居上，快速成为一个强国。但维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秉持维新思想的一些人
士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只靠变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维新
思潮向革命思潮发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重大一步，但后续的历史发展令人悲观，民主共和的实践依旧没有给中国社会
带来新的生机，所谓民主共和乃 “共和其名，专制其实”。
至此，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及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次入侵和挑战下，从
１８４０ 年至 “五四”之前的近 ８０ 年间，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步从变革技术发展到变革
制度，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认识到，在大变局的时代必须进行大变
革才能救亡图存。“五四”之前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现代化观念有三个特点：第一，起源
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我们从魏源著 《海国图志》的目的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
一点，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而作。” 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于清朝的军事技术，例如从西洋购买船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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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进步的理念则是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根本目的都是抵抗侵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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