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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识性理解，从各国现实政治的发展状况来看，理性政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基本形式
又包含十分复杂的内容和表现形态，这些情况我们不应该忽视、也不可能忽视。特别对于
新时代的中国来说，理性政治的概念更应该在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基础上去加以建构和发
展，以真正适应于中国的现实政治，而不应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理性政治概念和形式。
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理性政治概念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至少应该包含四个方面：
即正义性的逻辑前提、批判性的自觉意识、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法治性的运行机制。首
先，所谓正义性的逻辑前提，主要是指理性政治的基本逻辑是普遍的公平正义，在此，公
平正义作为政治的一种普遍逻辑形式而使其具有合法性。其次，所谓批判性的自觉意识，
是指理性政治本身具有自我革命、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自觉意识，在
此，自觉意识作为一种自我省察的建设性功能出现，它既是对人类理性的适当运用又防止
理性运用的极端化或歧误 。再次，所谓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是指理性政治应超越传统的
①
阶级性斗争思维，趋向于对社会各阶层公民利益的普遍关切，防止由施政 “制造敌人”
的情况出现。最后，所谓法治性的运行机制，则主要指理性政治按照法治的基本原则、要
求来运行实施，执政者全面依法治国理政，防止 “以党代法”“人高于法”等施政模式出
现。鉴于理性政治概念的复杂性缘故，本文将结合西方相关理论及中国实际情况两个方
面，试从几组比较性的概念中进一步从外延的角度深入梳理 “中国形态”理性政治概念
的本质 和界限。
②
第一，理性政治是相对于 “浪漫政治”而言的概念。浪漫主义本身首先是近代欧洲
③
的一个文学流派，后来在西方慢慢被借用到政治学领域，形成了所谓政治浪漫主义流派。
当然，其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甚至含混的概念，但从西方思想史的实际发展历程来说，浪
漫主义主要是针对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主宰而生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浪漫主
义构成了政治理性主义的对立面。从目前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来看，政治浪漫主义主要具
有以下这些特点：对政治改革目标抱有乌托邦式的狂热崇高理想；对政治现实改革路径则
表现出暴风骤雨式的激进态度，缺乏对当下社会现实、政治生态等问题的深度的理性分
析、实证考察、比较论证等过程；对政治改革的现实后果并不关心也不屑于测评，同时对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特性也并不十分了解，而仅把政治主要当做一种个体或阶级 “诗

① 所谓理性运用的极端化或歧误，主要是指盲目地将理性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最终走向理性的反面：将理性
“神话化”而使理性自身失去了原本应有的自我批判、自我省察、自我调整功能。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之名进
行思想启蒙运动，其初衷是彰显人类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由等特质，后来发展为理性至高无上、统控一切，
走向 “启蒙的辩证法”，甚至以理性之名走向专制、特权、极权甚至制造大规模战争或大屠杀等，便是这种极
端化或歧误的典型表现。
② 关于理性政治的 “肯定性”单向概念内涵 （区别于本文以下所述的比较性概念外延，比较性概念外延主要是通
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来区分和划定界限），如前所述，笔者将其定义为：正义性的逻辑前提、批判性的自觉
意识、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法治性的运行机制等四个方面。具体可参见拙作——— 《理性政治：新形势下中国共
产党执政的合理选择》（载 《长白学刊》，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的详细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③ 本文所述的 “浪漫政治”主要是一种对中国政治表现形态的概括形式，它的表现形式接近著名学者萧功秦先生
所述的 “政治激进主义”或 “政治浪漫主义”，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与萧。因为萧将 “新保守主义”（“政治浪漫
主义”的对立面）和所谓 “政治现实主义”“政治理性主义”几乎等同起来，而本文的 “理性政治”既包含一
种政治上的 “宏伟战略构想”（具有明确的长远愿景）又包含萧所述的政治现实主义考量，本质上是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 “理性政治”，某种程度上讲，本文的 “理性政治”概念又是萧所言的 “政治浪漫主义”与 “政
治现实主义”的 “综合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 “浪漫政治”概念的运用仅是为了方便对中国政治表现形

式的概括，无意也无力卷入相关的争论。萧的具体论述详见 《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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