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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重塑整个治理体系。
综合来看,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主动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工具,出发点和直接效应
都是破除或缓解地方治理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信息不足或不对称,供给缺乏精准性,渗
透能力有限等。但面对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治理环境,如果仅有地方政府的主动参与,即使
有新的技术手段也不能充分回应治理转型的要求。在现实中也可以观察到,互联网的普及
可能引发一种新的机制:其他主体的参与引发地方政府的回应,这正是下一部分所要探讨
的。
四、“参与—回应”:自下而上的路径
虽然 “自上而下”的路径从政府角度而言更为主动而可控,但在现实中另一种 “自
下而上”路径则可能有更显著的意义。治理转型的背景之一,就是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表
达需求,这也是在互联网空间上非常显著的一种现象。如何有效进行多元表达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鼓励多元的参与,是互联网空间对地方治理带来的最重要挑战,也正是治理转型能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互联网促进治理转型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通过促进表达
或者参与,而增强政府的回应性。下面便从 “参与”和 “回应”两个层面对此进行讨论。
(一)参与的平台
互联网能成为治理创新的工具的前提,就是其能成为多元表达或参与的平台。互联网
的发展正好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和民众公民意识觉醒,互联网参与行为也从 “下
载”更趋向 “上传” (参与)。 从政府转型的角度,服务型政府应该与公众有着良性互
〔 40〕
动机制,公众期望其需求和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和满意的回应,而互联网正好能满足这一需
求。 从不同主体相互关系的角度,互联网对于治理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重
〔 41〕
大影响,特别是可以大大增加互联网使用者参与到治理中的可能,从而使治理主体从政府
管理人员扩展到个人,形成 “多元治理、共襄伟业”,改善治理的回应机制,提高监督效
果。
〔 42〕
此外,网络民意改变民意表达的主体结构、议题选择、沟通渠道和输出强度, 特别
〔 43〕
是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这种网络民意对传统政府管理理念,包括管制理念、
“为民做主”、“官本位”和 “围墙政治”理念产生冲击,要求政府增加回应性、互动性和
透明性,从管制为主转为服务为主,还可以直面政府管理弊病,检视政府行政效能,并考
验其治理能力。
〔 44〕
就目前而言,作为参与的互联网平台中最重要的是微博等新媒体或自媒体。刘露瑶、
朱国云从法治角度分析,认为公众自媒体参与到社会治理,是言论自由在互联网时代的表
征,不仅体现协商民主和行政的程序正当,还可促进社会的权力横屏和公众民主监督。
〔 45〕
陈潭、杨孟著也认为,“互联网 +”环境下出现治理权力的去中心化和结构重组,促进直
接民主和全民监督的治理形态。 例如,在江苏启东王子项目引发的环保抗争事件中,互
〔 46〕
联网帮助环保运动者充当本应由地方政府担任的 “早期预警 (传播)者”和舆论领导者
的角色,最终成功使议题进入主流权威媒体,其路径是 “网络媒体—专门环保网络媒体—
主流公共媒体—主流权威媒体”。
〔 47〕
这里所说的 “参与”,可能是主动的自觉的,也可能最开始只是自发的。在特定制度
环境下,“自发”的网络围观可以转化为作为 “工具”的围观,既是一种集聚多种社会力
量的集体行动策略,也可以发挥媒体传播的社会效应,最后产生积极的治理效应。 在厦
〔 48〕
门 PX 事件、启东事件等各类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转化过程。
(二)回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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