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人要成为人必须在与外部世
〔 １４〕
界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实现。“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
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 而外部的世界首先包括与自己同样是对象性存在的
〔 １５〕
“他者”，这种对象性关系就包括以感性交往为核心的信任关系。在这样的信任关系中，
“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 （指人的手、眼、
鼻等自然器官，笔者注）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
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 。由此可见，人
〔 １６〕
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信任交往就是马克思所指 “社会的器官”“直接的交往活动”，也
就成为能够表现生命的，对自身的占有方式，这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自觉价
值追求。对自然、社会和他人的信任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确认，信任将自我与他者和群体
连接在一起，通过对他人主体性地位的承认和肯定，实现了对自身的自我意识的确认，自
身存在的真正意义也得到了展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境遇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规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目前都是作为理想形态存在的，面临
着共同的社会现实状况。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将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从原始、古代的共
同体，发展到资本主义的 “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再到 “自由人联合体”的
演进历程。以这一共同体理论为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处于从 “虚幻的共同
体”，向共产主义阶段的 “自由人联合体”价值目标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的基本特
征就是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社会主义的相对劣势，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逐渐暴
露，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这一现实境遇也决定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
体”并不寻求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通过 “一带一路”和 “亚投行”等现实举措，
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补充与纠偏，推动其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新
型信任关系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 “过渡性”特征，一方面以人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之后
的 “信任换信任”为理想目标，另一方面并没有完全超出现代性进程中 “契约型信任”
的信任模式。如同资本、利益、信用这些名词一样，当代世界以覆盖全球的现代信用制度
等为典型表现形式的 “契约型信任”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存在自身的 “文明面”
与 “野蛮面”，并不能一概被打倒。构建新型的信任关系，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
的信任异化，克服隐藏在资本主义现代信用制度下的剥削、掠夺与极度不信任的现实状
况，遏制资本逻辑的疯狂扩张与资本主义中虚假的信任关系，从而真正把利益各异的不同
国家与国际组织凝聚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暖、资源短缺、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网络攻
击等世界性危机。这也是人类自我拯救的现实需要。如同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彼得·诺
兰教授指出的：“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这只 ‘野兽’越长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对于生育和
培育了这只野兽的人类来说，也更加有必要建立一个规范其活动的道德框架，从而防止这
只野兽吞噬它的创造者———人类。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矛盾，除了探索国际合
作外别无选择。”
〔 １７〕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解除了意识形态羁绊
重建新型信任关系的关键着力点，是对 “支配一切的资本逻辑”与国际经济政治旧
秩序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所蕴涵的人类新型信任关系是一种 “乌托邦”吗？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遵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逻辑的同时，秉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全球
观，从而解决了不少人所疑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无法 “命运与
共”的难题。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待资本、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上，从强调对立冲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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