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封建时代的传统信任，因为传统信任的基础已经被资本逻辑的力量破坏无遗 （这也是福山
在他的著作中呼吁信任回归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设想沦为空想的原因所在）；也并不意味着
超脱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世界交往阶段，而直接进入到人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之后的
“信任换信任”的状态；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信用制度掩盖下的虚假的信任关系。以
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信任理论，尽管在构建信任的某些方面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但是由于他们对信任的研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触及到资本逻辑扩张导
致的现代性危机，而是仅仅停留在将信任理解为抽象个体间关系的水平上。因此他们就无
法理解全球 “信任赤字”的社会基础与深层根源，也无法为新型信任关系打下坚实有力
的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才为新型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可能
性，为其打下了牢固的理论根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新型信任关系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共同体基础
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必须把 “共同体”而非 “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治理的理想形态；
必须超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在隐含的孤立抽象个人的观点下思考信任重建问题的
“理论哲学”套路。“在所有的交往关系中，信任是关联性的。” 人的社会性的类本质是
〔 １３〕
信任产生的根源，“共同体”是信任关系和信任氛围形成的至关重要的理论背景支撑。任
何具体信任关系和信任行为一定是在具体的共同体环境中发生的，不存在脱离特定共同体
环境的信任，信任一旦离开一定的共同体形态只能是抽象的信任。同时，信任本身还包含
了共同体成员在其共同体生活中的参与和沟通，它只有在共同体的环境和作用中才能产生
与其他社会价值共同发挥作用的渗透效应、辐射效应和谱系效应。在一种开放、透明、正
义、有较强向心力的共同体中，人们会对共同体的存在、维系和发展充满期待和信心，这
为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关键的背景式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在 “国际社会”中通过建立 “小圈子”构建所谓信任的狭
隘思路。不是把共同体理解为内部坚固、一致对外的 “孤岛”，而是将整个 “人类”设定
为 “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设定了一种新型的、弥漫于整个国际社会之中的信任关
系。这一信任关系在空间范围上讲是 “至大无外”的，从性质上讲是一种 “类的信任”，
是完全超越于基于狭隘的地缘、利益、血缘等建立起来的信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
新型信任关系构建在 “人类整体”之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历史必然走向世界历史，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世界市场
的扩大、深化，是不由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实。作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诞生
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使人类整体意识的唤醒和新型
信任关系的构建成为必然。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实力的跃升，也为国
际社会中信任关系的重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除此之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通过
对民族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容纳，以及不同层次共同体中个人身份交叉性的认
可，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宽松的生长土壤；通过对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安
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等的提倡，以及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
同体的呼吁，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拓展了多层次的共同体交往空间，开辟了新的交往场
域，搭建了价值关照与情感交流的广阔平台，奠定了信任关系长期维系的现实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类哲学”理论逻辑为新型信任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人学
依据
构建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类哲学理论逻辑的必然推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 “类哲学”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人作为一种 “类的存在物”是一种感性对象性存在，这意味着 “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
３ · ·
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