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社会》2026年第3期

从知识权威到行动许可：以宠物医疗中的转译劳动为例

构为伦理上可接受、情感上可承受的叙事，甚至会有意识地模糊技术细
节，转而围绕爱与责任重新构建一套宠物主人更容易接受的叙事模式，
从而跨越“正确”与“可接受”之间的鸿沟。 在情感共识达成后，反向转
译又重新负责将情感共识固化为可追溯的授权，防止事后追责。
例如，在宠物安乐死等伦理困境中，医生必须进行深度的意义建构
工作（ Cameron，et al.，2022），将冰冷的医学判断重构为具象化的道德叙
事。 正如张医生常对宠物主人所说，“一是主人花钱，二是动物受罪，还

不如让它解脱”。 这句话巧妙地完成了三重赋魅：将“放弃”命名为“解
脱”，将经济负担转化为停止无意义花费的理性，将动物的痛苦建构为
需要被终结的苦难。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可能引发内疚的行为，重构为一
种更具道德崇高感的必要之善，从而消解主人的负罪感，使临终处置不
仅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成为“应当做”的选择。
情感—伦理型 转译 还 经 常 以 悲 伤 管 理的 形 式 维 持 转 译 通 道 的 畅
通。正如姚医生所述，“其实有一些年龄大的狗狗或者猫猫，在它们生命
最后的时候主人确实会需要安慰。 有些主人哭得很厉害，我就和他们一
起聊。 其实看他们那么难受，我也挺难过”。 在共享的情感空间里，医生
是与宠物主人共同承担情绪的人。 这种共情的姿态不仅支持了宠物主
人，也增强了转译的可信度，是艰难的决策获得许可的关键机制。 当医
生从技术权威转化为道德同伴时，他所提供的建议（如安乐死）的可信
度与可接受性会得到极大增强。
然而，这种情感的深度卷入并非无限度的。 它最终需要反向转译来
划定责任范围，一份主人签字的安乐死同意书不仅是一道法律程序，更
是将情感共识仪式化的标志， 代表着决策过程的终结与职业责任的明
确边界。
４. 转译劳动的组织差异
同样，转译策略也在不同的组织形态中呈现出差异。 不同所有制与
业务模式的宠物医院通常为宠物医生提供了不同的“工具箱”，这在一
定程度上形塑了医生对转译策略的偏好。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某类医
院的医生一定更多使用某种转译策略”，医生所处的职业生涯阶段甚至
是过往经历也都能够影响其对转译策略的选择， 本文在此处仅对理想
类型进行总结（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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