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0 - 《社会》2025年第1期

观念因何而变？

表 7 的模型 2 进一步考察了男孩数量对头胎性别的调节效应。 和
模型 1 结果相似，在控制生育数量的基础上，男孩数量与头胎性别的交
互项结果依然是正向显著的（β=0.146，p<0.001），也即，每多生一个男
孩， 父母因为头胎生女儿带来的权威型孝道观念上的性别差距将缩小
0.146 个单位。例如，当生育两个男孩时，父母生女儿的头胎效应被随后
男孩出生的效应抵消。 假设 4b 得到证实。
表 7 的模型 1 和模型 2 都表明， 在没有生育约束的传统家庭生活
中，女儿的影响可能会因为后续胎次儿子的出生而弱化。 模型 3 和模型
4 是分末胎性别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生育子女数量的
情况下，如果最后一个孩子依然是女孩，那么头胎女儿对父母权威型孝
道的负效应依然是成立的（ β=-0.274, p<0.001）。 但有趣的是，如果最
后一个出生的孩子为男孩， 此时头胎女儿对于父母权威型孝道观念的
负效应不再显著，同时系数大小在三位小数上趋近于 0（β=-0.0001, p>
0.05）。 结合上述发现来看，男孩的出生可能会促使父母继续保持传统
的生活方式，权威型孝道观念也因此得以延续。
同样，表 7 的模型 5—模型 7 分析了不同实际生育情况下头胎性别
效应的异质性。 具体来看，独生子女家庭中，头胎为女孩对降低父母权
威型孝道的效应显著（ β=-0.185，p<0.001）。 在二孩家庭中，这一效应
有所减弱（ β=-0.169，p<0.001）。 不过，与一孩家庭相比，两组之间的系
数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然而，在三孩及以上的家庭中，头胎子女的
性别对父母权威型孝道的影响不再显著，且其系数接近于 0（β=-0.013，
p>0.05）。 换句话说，子女性别差异引起的父母对“传统孝道”观念的认
同变化主要体现在独生女家庭。
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子女性别的效应需要在中国生育转型的背景下
理解。 不过，严格来讲，仅关注第一胎的性别只能解释特定时间点上父
母对孝道伦理的认同在子女性别维度上的群体差异， 还不足以揭示为
何子女性别会导致传统孝道在纵向层面呈现衰落的趋势。 因为根据头
胎性别的外生特征假设，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第一胎性别构成的变化
并不明显（Ebenstein，2010）。 因此，如果要更全面地理解传统孝道的式
微，还需要结合中国家庭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做进一步分析。
基于这一分析逻辑， 表 8 进一步分析了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变化对
父母权威型孝道的影响。 我们使用“家庭是否只有女儿”这一变量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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