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图 2-2 展示了家庭生育中子女性别结构的世代变化。 对于在 20 世
纪30 年代出生的父母来说，绝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一个儿子，只有女儿
的家庭不到 10%。在通常情况下，第一胎不是男孩的家庭往往会继续生
育，直到男孩出生为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女孩的家庭比重在早期
世代中非常低。 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转型，大多数家庭通常
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因此，家庭中子女的性别结构更多由第一个也是唯
一的孩子的性别所决定。这一选择更多依赖于“自然的馈赠”，而非人为
的意愿。 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人中，只有女儿的家庭比
重已经突破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了家庭子女性别结
构的变化，表现为只有女儿的家庭，尤其是独生女家庭，在整体人群中
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回到本文前面的分析， 子女的出生性别影响了父母与子女的相处
方式。在只有女儿的家庭中，父母对权威型孝道的认同更低，因此，在总
体层面，传统孝道也会随着只有女儿的家庭比重的增加而下降。 在中国
生育转型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认为，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成为解
释传统孝道式微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重点回答下述三点内容：首先，对头胎性别的外生性假设进
行再讨论； 其次， 针对头胎性别对父母双元孝道的作用进行敏感性检
验，以排除遗漏变量带来的潜在干扰；最后，对现有中介解释可能存在
的反向中介问题进行检验。
和现有关于头胎性别的研究一致，本文进行了必要的内生性检验。
然而， 我们无法穷尽所有可观测的个人特征变量和其他可能存在的不
可观测的混淆因素。 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面对严格实施的计划生育政
策，一些家庭可能会借助当时普及的 B 型超声波检查（B 超）来提前判
断胎儿性别，继而根据胎儿性别选择是否堕胎（Bo，2018）。 直至 21 世纪
初， 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才明文规定执业医师不得使用 B 超为孕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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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性别鉴定。 换言之，假定头胎性别存在人为选择的可能性，那么大
概率发生在2003 年以前。 此外，在更早的出生世代中，女婴存活率相对
更低，并面临溺婴、弃婴的可能性（Ebenstein，2010），这也导致问卷收集

7. 参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
工终止妊娠的规定”（ https://www.gov.cn/banshi/2005-10/24/content_827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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