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3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2016），可以帮助我们推演出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历程（岳永逸、
熊诗维，2023）。
在研究的层积累进中， 早期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知识谱系的断裂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 但社区研究的脉络依旧相对分散， 对 20 世纪
20 年 代 初 到 50 年 代 初 留 存 的 学 生 论 文 的 使 用 依 然 停 留 在 简 单 的 分
类描述层次。 如果说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做的社会学研究至今仍被
视作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那在其指导下“非典型”的学生习作，文本
轨迹之间则酝酿了师承之间的温情，并间接促发了老师们的学术生命。

本文旨在接续研究者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社区研究传统的努力，聚
焦于抗战前燕大的社会学研究， 呈现一个学系在变动的时代境况下如
何不断地重新组织“教与学”。 将作为“学科的学术”与作为“问题的学
术”相结合，沿着燕大社会学在时代中的发展轨迹，探讨不同时期的社
区研究是如何顺应时势之变，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改造，并用于
指导燕大学子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实践。

二、 对神学的驱逐：迈向“自然的社会学”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 竞争与相互作用使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

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的地位， 西方的传教士站在了中西
文化竞争的前沿。 在西方传教士看来，“教育”在竞争中远比军事力量、
商业刺激或其他手段联合起来在特定时间里所产生的效果大得多，也
最能够对道德、社会和国民性的转变进行全面的征服。 在科学被选中成
为传播福音的手段后， 传教士就必须面对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先天紧
张 ， 而最 好 的解 决 方 法 就 是 将 科 学与 上 帝 联 系 起 来（Bridgman，1836：
378-379；费正清，1998：7；罗志田，1996）。因此，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
会大学的建立，在宣扬用基督教拯救中国、传播福音的同时，重点在于
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专门的社会调查人才， 注重提升学生社会服务的能
力。 在中国社会之变局中开展实际的社会工作，谋求社会再造。
1919 年建立的燕京大学，创立之初主要是为传教服务。 美国人司徒
雷登任校长后，努力使燕京大学世俗化、中国化，在学术关怀上推崇中
西文化融合。“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在学生的课程设置上体
现为很早便对学生开展职业教育 （王学珍等，2010：431-433； 曲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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