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25年第1期

重新发现“自然”：抗战前燕京学派社区研究传统的三重转换

（梁上鳌，1923：16-17）。
不难看出，对早期采用社会调查方法重建社会事实的学生们来说，
宗教成为理解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起点。 而实际上，自新文化运动以
来， 思想界和学术界就对扎根于西方历史习惯的宗教旧说借由传教士
之言被部分国人视为新知、 将中国的社会进化皆归功于宗教的教育思
想进行反思，认为这其实脱嵌于中国实际的社会民情。 陈独秀进而提出
中国教育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放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
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蔡元培，[1917]2002：21-22； 陈独秀，

[1917]2002：29-30）。 1923 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引起的科学
与人生观之争，也将究竟何为“科学”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尽管这次讨论
并未得出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中国式“科学主义”的流行、对科
学方法万能的崇拜以及认为主观与客观全然不可逾越与沟通的观念，
也对后一阶段中国的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雷颐，
1989；林毓生，1989：300-302）。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 燕大社会学系建系初期极具基督教传教色彩
的社会调查风气并未持续很久。 自 1924 年开始，系里开始陆续聘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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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学家执教，如许仕廉、朱友渔、陶孟和、李景汉等。 1926 年，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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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步济时返美求学，主任一职由许仕廉代理。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教
师加入到教学队伍中，如王文豹、陈翰笙、吴文藻等。建系初期旧式社会
学家讲社会问题离不开神学、玄学、哲学的口气，离不开种界、国界的观
念，离不开习惯风俗的势力；当时的调查也大半是外人的成绩，又是英
文著作（许仕廉，1928：17；李景汉，1927：99），实际从事社会调查的研究
者都难掩对资料匮乏、数据不实的失望（陈焕锦，1927：3；严景耀，1928：
34）。 面对这些问题，燕大社会学系的中国教师开始对作为一个“学科”
的社会学建设和作为一个“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进行反思。
在课本使用和学术自主性上，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教学时使用
外国人的教科书，虽然可以作为过渡时代的办法，但如果不去研究中国
自己的社会问题，仍是外国社会科学的附庸（吴景超，1929：1）。 社会学
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现代民族问题，对问题的主张和态度要重新评估，

3. 《附录二：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1933 年，《社会学界》第 7 期。
4. 《燕大社会学会及其工作》，1927 年，《社会学界》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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