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0 - 《社会》2024年第4期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统地解释其与迁入地原住民福利态度的差异。 本研究聚焦于民众福利
态度中政府责任认知的维度，通过对 CGSS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基于和
城市原住民的比较，讨论了“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
其生成机制。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户籍制度、“农转非”现象和民众福利态度间关联紧密。 首先，
农业户籍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农转非”人口的福利伦理内核，
相较于城市原住民， 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更低， 且这种差异在不同世
代、不同年龄段的“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之间均长期而稳定的存
在。其次，“农转非”这一重要生命事件带来的客观红利在心理层面产生
积极的溢出效应，改变了“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的外显偏好，既提升了
其自我效能感， 也使其对今后的个人阶层流动和社会发展产生更积极
的认识， 抑制其对政府承担照护责任的需求。 最后，“政策性农转非”
人口和“选择性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均低于城市原住民，
但“选择性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
人口。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剖析了福利态度的双层结构，
区分了其“伦理内核”与“外显偏好”的不同层次；拓展了跨制度转移人
口福利态度的解释路径，分析了原制度空间生活经历和跨制度转移生
命事件如何影响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 有助于更好地描述和解释
中国不同群体在福利态度上的差异，对福利态度的本土化探索与理论
阐释具有参考价值。
第二，研究接续且推进了对“农转非”人口的研究。 在既有研究讨论
的“农转非”人口与农业户籍人口、城市原住民在收入、工作机会、福利
保障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别的基础上，呈现了“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
民在主观态度上的差异。 这也说明，讨论制度分割时，如单纯以户籍分
割预测民众态度和行为可能导致偏差， 需要关注生命历程中制度影响
的持续性，以提升研究描述、解释与预测的精准度。
第三，本研究为“农转非”人口态度的形成提供了机制性解释，有助
于丰富对民众福利态度何以形成与保持的深入探索。 此外，在政策意涵
层面，本研究表明，打破户籍分割的政策不能仅立足于现有二元制度结
构，相关政策实施需要适度关注户籍分割对民众观念影响的延续，通过
有效的政策设计，强化“农转非”人口对城市空间的心理融入，进一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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