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进其在心理上向城市原住民“靠拢”，而非止于制度层面上获取“市民”
资格（陈云松、张翼，2015）。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展开。 一是本研究
选择的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无法呈现民众 对 政 府 责 任 认 知 的 全
貌，这也是使用公开数据库难以解决的研究局限。 随着更多的调查数据
积累和自主数据采集，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完善操作化，呈现其多维内涵
和结构。 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剖析福利态度中伦理内核和外显偏好的
差异，既可以深化对福利态度变迁与延续的讨论，也能拓展对移民群体
能否以及如何融入迁入地的相关研究。 三是未来需要持续追踪户籍改
革与城乡发展引致的民众福利态度异同。 例如，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
进，“农转非”人口进入公有单位工作的优势或机会、收入回报效应均有
所弱化甚至逐渐消失（郭未、鲁佳莹，2018），这是否会对该群体的福利
态度产生新的影响？ 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逐渐推广，其在逐渐消减福
利供给空间不平等的同时，能否弥合群体间福利态度差异？ 越来越多群
体在保持农业劳动的同时， 因搬迁、 城市规划拓展或乡村振兴发展而
“ 搬迁上楼”，处于“离乡不离土”状态，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与生产方
式的维持如何影响该群体的福利态度？
（二）进一步讨论：福利态度、情境差异与理论适用性
民众福利态度被认为是影响福利国家政策发展与可持续性的重要
变量，特别是当经济下行、国家财政紧缩时，比较不同群体主观的福利
应得性以确定福利优先级，既可以控制福利供给成本，同时能够较好地
保障政策合法性。在中国，社会（福利）政策作为重要的国家治理组成部
分，其作用不断凸显，福利态度研究的价值也日益提升（岳经纶，2018），
甚至被比喻为“政策的肌肤”（臧其胜，2016），学界提倡将其作为政策设
计和实施优化的重要参考。 但是，在建构中国福利政策研究本土化话语
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福利态度”在中国
实践中的理论适用性。
福利态度能够作为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 一方面主要在于福
利态度的“变迁性”，即民众生活状态或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后，其福利态
度也会相应调整。 政策设计者通过持续追踪民众福利态度的转变，便可
一定程度上为福利政策的恰当调整提供有效参考。 另一方面则需要国
家福利保障制度（不论保障水平高低和形式差异）相对完备、成熟，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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