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9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越高，可以支配的资源和机会越多，社会公平感
也越强。 另外，不同收入和性别的群体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区别。
在社会心理的解释因素中， 主观阶层流动感对社会公平感影响显
著，阶层流动期望只在未流动的群体中比较显著。 换言之，个体越能感
知到自己的阶层在代内向上流动，社会公平感就越强烈，但当已经发生
代际流动时，个体对未来阶层流动的期望就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公平感。
在文化规范的解释因素中， 文化信仰和互联网文化都对社会公平
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其中，与无文化信仰的个体相比，有出世信仰的
人更可能持有消极避世的社会态度，因而会表现出更低的社会公平感，
而入世信仰对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 另外，受互联网文化影响越深
的人，越有可能倾向于消极态度，社会公平感也越低。这是因为，在很大
程度上，与高度组织化的传统媒介相比，网络媒介具有更强的自主化、
个性化特点，因此，互联网越普及，人们越能获得大量社会不平等的信
息，强化感知的社会不平等（朱斌等，2018）。
（四）大转型：社会公平感的变迁模式
通过对全模型的似然比检验发现， 社会公平感具有较显著的世代
和年份效应（见表 8 的方差组成部分），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这两种效
应，本文将利用折线图对其进行可视化展示（见图 4 和图 5）。 其中，净
效应描绘了纳入所有解释变量时社会公平感的变化趋势，作为对照，粗
效应为仅考虑年龄因素时社会公平感的变化趋势。
1. 世代效应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期
从图 4 可以看到， 社会公平感的世代效应总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
趋势，而改革开放就是世代效应的主要转折点。 建国前一代社会公平感
处于最高值，而改革前一代、改革初期一代和改革深化期一代公平感明
显较低，其中，改革初期一代的公平感最低，改革深化期一代则有所提
升。这一结果与贾茹（2016）的研究发现大体一致。通过粗效应和净效应
的对比可以发现，如果不考虑大转型的三种因素，我们可能会高估社会
公平感在历史转型期的变迁幅度。
据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为节点，将样本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
后两部分，并进行分组回归。 18 如表 9 所示，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世代，

18. 分组回归会根据具体的子样本流动表重新计算社会距离，有兴趣者可向本文作者索
取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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