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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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一定群体中具有共通性，但只有在面对特定情况时，它作为个体
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部分才会被激活（Barozet，2022）。 这说明公平
感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个体和群体的层次， 还要厘定某一类型的公平感
产生的特定情境。
学界主要根据性质和内涵两个标准对公平感进行分类， 前者可分
为权利、机会、程序、结果、互动等方面的公平感（崔岩，2016），后者可分
为经济、政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平感（崔岩，2016；黄永亮、崔
岩，2018）。 但在现实中，以上两大类的公平感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方
学梅、陈松，2016）。 除了需要具体情境激活的“局部公平感”，经过社会
化的个体还会形成一种“整体公平感”，两者不是统筹与被统筹的关系，
而是相互形塑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速度大大加快，广度
空前未有，深度史无前例，难度也前所未遇，这个以市场转型为先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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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社会结构全面变革的转型也被学界称为中国社会的“大转型” （郑杭
生，1994）。 对于中国大转型这一宏大议题，采用“整体公平感”的界定更
为恰当。 由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为“社会公平感”，主要指代
个体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综合性感知或判断， 产生的基础是个体对
法律、教育、收入等具体资源分配情境的抽象统一。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期， 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
济体制。 这一转变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基础的转型，更意味着阶层结构、
资源配置方式等上层建筑的重大转型（李强，2018）。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
加快，中国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刘欣、胡
安宁，2016；许琪等，2020）。 虽然公平问题被广泛担忧，但不平等的加剧
是否显著影响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一些研究认为，民
众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Chung，et al.，
2006），改革开放一代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更强调个人权利与责
任 （田丰，2009）。 在世代效应上，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世代具有较高的社
会公平感，“80 后”社会公平感降至最低，“90 后”略有回升，整体趋势大

1.“大转型”一词来自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王绍光（2008）
将其用于表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与市场的双向运动过程。 无论是哪种表述，
中国的大转型都是以改革开放为重要时间节点的。 其中，“大”的涵义主要体现在前所未
有的转型速度、广度、深度、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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