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3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Alesina and Ferrara，2002），由此会形成不同的小群体，在个体之间、群
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中显现出“内聚外斥”的特征（周雪光，
2016）。 金江等（2020）对人口多样性影响犯罪的解释机制做了很好的综
述， 并对人口多样性造成身份隔阂和影响社会信任以致提升犯罪率做
了机制分析。
犯罪， 特别是有组织的团伙犯罪和社会互动之间的相关性也不断
得 到 证 明 和 解 释 （ Glaeser，et al.，1996；Ballester，et al.，2010；Spenkuch，
2014）。 很多研究表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成员经常来自个人关系亲
密、沟通交流成本更低的社会网络，如家庭成员（ Bezin，et al.，2021）、朋
友（Lee，et al.，2021）、邻居和同事（Hjalmarsson and Lindquist，2019）。 流
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一般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主。 在面对语言、饮食等
生活习惯障碍时，他们更倾向于在同乡群体内获取身份认同，形成同乡
聚集的“内卷化”（陈瑛等，2021）。 张春泥、谢宇（2013）将“同乡聚集”定
义为流动人口建立在籍贯或同乡认同上的频繁互动， 形成在空间上相
聚而居或相聚就业的现象。 同乡聚集在为流动人口的择居就业提供便
利（ Patel and Vlla，2013）的 同时 ，也 成 为 犯 罪（特 别 是 团 伙 犯 罪）的 温
床。 很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犯罪的亚文化是通过族群、同乡等内部群
体聚集形成的（ Morselli，2013；Mastrobuoni，2015；Quan，2020）。
同乡聚集固定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某一个体行为及
其结果受到同一群体中其他个体行为及结果的影响，就是理论上的“同
群效应”（ Coleman，1968）。 从文献分布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教
育 、劳 动 、消 费 经 济 学（Angrist and Lang，2004；Duflo，et al.，2011；Chetty
and Hendren，2018），以及企业和政府行为领域，也算是多学科关注的现
象。 近期出现了不少将同群效应的“社会互动理论”引入犯罪研究的文
献，比如，瓦尔（Warr，2003）较早解释了犯罪行为产生的同伴影响这一
社会因素，伯纳思科等（Bernasco，et al.，2017）发现个人参与犯罪的决策
受到个人特征和社区罪犯人数的显著影响。 斯蒂文森（Stevenson，2017）
提出了青少年监狱中的同伴影响的三种机制：犯罪技能传播、新犯罪网
络构建、以犯罪为导向的非认知因素的社会传染。 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
现， 接触来自不稳定家庭并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同龄人会导致罪犯被释
放后的犯罪行为的增加，以及以犯罪为导向的态度和行为的增加。 斯托
特和泰勒（Stuart and Taylor，2021）利用 1970—2009 年的数 据 估 计 了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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