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2 - 《社会》2022年第5期

方言距离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同群效应

基于塔海姆等（Talhelm，et al.，2014）概括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作物种
植模式对应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 根据各地稻麦种植面积比例
对文化进行定义 （丁从明等，2020）；（2） 选取方言作为文化代理变量，
多 来 自 徐 现 祥 等（ 2015）和 刘 毓 芸 等（2015）构 建 的 中 国 278 个 地 区 级
（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3）采用户籍地（人口流出地）作为
文化多样性代理变量（金江等，2020）。具体测算方式包括：用基于“赫芬
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鄄Hirschman Concentration Index，HHI）的民
族和语言分化指数（Alesina，et al.，2003）测度一个经济体内多个民族的
影响；用“极化指数”（ Ethno鄄linguistic Polarization Indices）（Alesina，et al.，
2016） 测度不同民族的差异化程度的影响和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的均衡
程度多样性熵（ Diversity Entropy Index）（Akay，et al.，2017）。
受语言经济学的启发， 本文选择方言距离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
量，考察其对流动人口团伙犯罪的影响，这是因为语言是文化传播效果
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向志强、麻庭滋，2020）。 方言所蕴含的家乡文化和
乡土情怀能拉近流动人口之间的情感距离，形成具有强约束力和凝聚力的
同乡圈层（翟学伟，2014），因此，方言距离影响流动人口的身份识别、认同
和社会互动（信任谁、与谁为伍），这与犯罪成本直接相关。
其次是文化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犯罪的问题。 群体之间或内部的多
元化差异如同一把双刃剑（S. Horwitz and I. Horwitz，2007），文化作为其
中的重要一维也是如此。 大部分以语言和宗教作为文化代理变量的文
献发现，高度的文化差异增加了不同群体的沟通成本，带来信任分割，
降低整体的社会信任水平， 阻碍基于认同、 归属和信任的社交网络构
建，对经济增长、城市化等产生负面影响（Churchill and Mishra，2017；丁
从明等，2020）。 同时，很多以国籍或出生地为代理变量的文献认为文化
多样性促进了地区的创新、创业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技能互补理论”
和“ 知识溢出理论”为这一积极观点提供了支持（Ottaviano and Peri，2006；
Bove and Elia，2017）。
现在的研究通常认为社会融合（特别是文化融合）受到抑制会提高
移民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的团伙犯罪的可能性，因为都和社会互动相关
联（Morselli，2013）。 阿克洛夫和克兰顿（Akerlof and Kranton，2000）的“身
份认同理论”认为，外来者身份会增加融入本地社会的困难。 流动人口
和 本 地 人 各 自 携 带 并 延 续 着 区 域 文 化 特 征 ， 都 不 愿 意 相 信 陌 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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