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0 - 《社会》2022年第5期

方言距离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同群效应

城市移民犯罪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关注的经典议题（Ousey，et
al.， 2018）。 自贝克尔（Becker，1974）开创性地将“理性人”的经济分析引
入犯罪行为研究后，大量围绕城市犯罪的发生和治理的研究陆续出现。 已
有文 献 主 要 从 失 业 （ Freeman，1994；Raphael and Winterebmer，2001）、教
育（Lochner and Moretti，2004；Carlana，et al.，2022）、劳 动 力 市场（Ousey，
et al.，2018）、收入分配不平等（Kelly，2000）、人口规模和结构（陈春良、
刘正山，2014；Hipp and Kane，2017）等因素入手论证犯罪的发生。 具体
到流动人口（移民）与城市犯罪的相关性这一世界性议题上，无论是理
论还是实证研究，至今都尚未达成共识（ Spenkuch，2014；D’Hombres and
Nunziata，2016；Piopiunik and Ruhose，2017；Mariani and Mercier，2021）。
如果抛开争议，在讨论流动人口（移民）的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素时，
除了上述一般因素之外， 更需要强调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移民犯罪发
生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 Glaeser and Sacerdote，1999；Alonso-Borego，et
al.，2012）。 面对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同群体（特别是移民）的犯罪率、犯
罪类型不尽相同，这是因为群体、个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社会互动还未
能很好地被纳入犯罪行为的解释体系。 在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犯罪的经
济学分析中，孤立的“理性人”正逐渐嵌入以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为
代表的社会互动。 （特别是移民的）犯罪行为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的约束下进行理性计算的（ Sah，1991；Glaeser，et al.，1996）。
由于早年成长经历中根植的乡土记忆 （包括方言、 饮食等生活习
惯）承载着文化传统，所以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身份认同感相对更低。
他们的社会网络仅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呈现明显的“内卷化”特征（彭
远春，2007；王忠、旷远瑶，2019；周申、何冰，2019），在择居就业中更偏
好同乡集聚， 形成如同乡村、 同乡缘社区等同乡聚集地 （李志刚等，
2011；叶鹏飞，2012；张春泥、谢宇，2013； Stuart and Taylor，2021；曾东林
等，2021）。 这些流动群聚化特征的形成，进一步增大了不同群体间的隔
阂，乃至形成与城市主流文化相对立的包括犯罪组织在内的亚群体（张
荆，2011；张爽，2015：张桂金、刘小敏，2018）。 现实中的确也可以看到许
多犯罪网络和团伙都是基于同乡关系建立的，如东南亚的“三合会”、意
大利的“黑手党”（Krajewski，et al.，2022）等。
本文使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汉语方言大词典》及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以广州、深圳、东莞三大人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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