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5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阶层的作用则相对较小。 一方面，这与在市场化改革初期，传统计划体
制对于女性保护的减弱和市场竞争中的性别不平等有关；另一方面，则
是面对突然的社会转型，家庭内部应对策略有所转变，如女性照顾家庭
而男性外出务工。 对于之后的世代来说，配偶客观阶层的相对作用不断
减弱，女性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的客观阶层进行自我定位，与配偶之间
逐渐形成“地位共享”的关系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在于现代化转型过程
中女性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家庭话语权的加强， 另一方面也
与宏观政策如计划生育对于性别平等的推动有关。 其次，家庭出身对女
性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并未随世代的推移而下降， 反而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增强。 这一现象与现代化变迁方向的预测并不相符，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因为中国代际间强关联的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 另一方面是因
为在房价高涨、离婚率攀升的背景下，年轻一代还是会通过对原生家庭
较强的依赖来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与不断增强的风险。 同样不可忽视
的是，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使得女性得以从代际联系中获得更多的
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以往的相关研究既有相似之处，
也存在一些不同。 例如，在配偶阶层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方面，不同
于以往研究中关于性别观念向传统回潮的讨论 （杨菊华，2017； 许琪，
2018），本文发现女性的阶层认同趋于自主和独立，与近期关于夫妻地
位认同时期变化的研究一致（张文宏等，2021a）。 这并非是对以往研究
的否定，而在于本文反映的是女性地位认同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即长
期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世代变迁趋势。 跨世代的比较研究分析的是不同
出生世代所处的文化环境、 现代化与市场化进程、 国家相关政策的差
异，考察的是更长时间范围内各种因素对于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 在代
际流动的作用方面， 本文支持了以往研究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影响持
续甚至增强的观点（杨菊华、李路路，2009；郑丹丹，2019），也从世代变
迁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家庭仍然是分析中国阶层认同的基本单位 （许
琪，2018）。 现代化视角下女性从家庭到个体、从“地位借用”到“地位共
享”的转变，在代内层面虽然得到一定支持，在代际层面却没有看到相
应的趋势。
总之，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不仅是个体客观阶层地位的反映，也是个
体与他人、结构性因素互动的产物。 中国女性阶层认同的变化，也是转

· 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