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22年第1期

落“地”生“根”：中国近代工业创成中的传统治理策略

国之后、同治中兴的过程中，汉族精英也进行了诸多社会整合的努力，
但 这 些 努 力 主 要 以 恢 复 传 统 儒 家 的 政 治 社会 秩 序 为 目 的 （芮 玛 丽 ，
2002）。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则要在清末新政时期，甚至清
朝覆灭之后才以“集中化地方主义”的形式逐渐发生（杜赞奇，2003；李
怀印，2018）。
基于上述背景，既有关于中国近代工商业的研究结论更像是《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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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教》 的相关内容在近代史领域的扩展： 理性化的缺失妨碍了中国
理性资本主义的发生， 而近代政治社会秩序变革的滞后又导致产业发
展的阻滞， 最终使得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极为缓慢乃至停滞不
前。此外，具体的研究路径也非常相似：研究者将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
等中国近代工商业组织与理性资本主义企业对照，继而认为与“官”有
关的诸多元素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组织的独特性所在， 也是中国既存社
会秩序影响近代工业的结果 （费维恺，1990； 朱荫贵，1994； 罗苏文，
2008； 陈锦江，2010）。
本文认为， 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既有社会秩序影响近代工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侧面， 但它们将重点直接放在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特征的
剖析上， 而忽略了当事人为促进组织创生所展开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
对于组织的影响。 正因为这种对于事件和行动者主动性的忽略，相关研
究对机制性问题普遍关注不足：指出了“官督商办”等特征与近代中国
社会秩序之间具有相关性， 却很难解释清楚这种相关性的发生过程和
具体含义。
基于此种研究现状， 本文将回到中国近代工业创成的具体历史情
境，通过分析“地方抗阻”的相关案例，对既存社会秩序影响中国近代工
业的方式和机制进行讨论。 文章试图还原一个准近代企业在筹备与建
设过程中的困难及问题解决的过程， 以此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
工业组织的认识，深化对其诸多特征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有助于
揭示中国近代工商业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独特性， 阐释中国工业发生过
程中不同于西欧与日本的近代化特色。 最后，文章有助于锚定产业在中
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

1.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讨论了中国社会形态与理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韦伯
（ 2010b） 认为， 中国的家产制国家结构和官僚系统结构会催生出一种 一般性的传统主
义，后者导致理性化的过程趋于停滞，从而无法发展出具有现代性的理性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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