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5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们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得到增强，其性别偏好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
变。 因此，在“下行式”的代际资源分配讨论中，从“男孩偏好”模式向
“混合偏好” 模式转变是后续研究值得重视并可进一步修正完善的内
容。
二是性别偏好的双重属性与有效度量。 一方面，正如既往研究所
强调的，家庭的性别偏好具有出生性别（ sex ratio at birth bias，SRB）与
资源分配（resource allocation bias，RAB）两种属性特征，二者并非连贯一
致的偏好序（Lynch，et al.，2018），这是既往研究常常忽视或语焉不详的
地方。 本文所讨论的校外教育投入属于资源分配偏好的范畴，但分析结
果对理解当下中国出生性别比依旧失衡与男女教育获得日趋平等之间
的矛盾关系亦有启发意义。 或者说，这两种性别偏好之间可能呈现断点
形态，“生儿子好听，生女儿实在”的说法便是这种形态的佐证（陆方文
等，2017）。 另一方面，尽管一些研究尝试通过比较不同性别子女的最终
教育获得来反证家庭的性别偏好，但应该意识到，最终的教育成就与地
位 获 得 是 个 体 在 生 命 历 程 的 长 链 条 中 逐 渐 演 变 累 积 的 结 果（Song，
2018），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家庭的性别偏好。 因此，以直接的家庭资源投
入来探讨资源分配偏好无疑更为合理。 当然，出生性别偏好与资源分配
偏好之间的关系呈现何种特征， 在子女不同的成长发展阶段父母的偏
好逻辑是否又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Godoy，et al.，2006），这些问题还需
要长期连贯的追踪调查数据来检验。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 第一，在研究问题上只聚焦于家庭的
校外教育支出，而父母对子女的资源投入还涉及情感交流、时间陪伴等
其他方面， 父母的这些行动策略是与本文的发现一致还是具有异质性
逻辑，这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第二，在研究对象上，本文只选取
了初中阶段的学生，但幼儿园、高中等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
是否仍然呈现女孩占优的特征，家庭偏好逻辑是否如本文的发现，这些
问题也有待检验。 第三，在数据资料上，地区变量和父母收入等信息存
在缺失， 这使本文在探讨父母相对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之影响的世代差
异时，只能通过调查数据所含的信息进行变通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我们更为准确地捕捉父母在家庭内相对地位变化产生影响的深层
机理。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从不同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但还
可能存在未被识别的遗漏问题。 当然，本文提出的问题及分析发现也可

· 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