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其次，女子在夫家的地位并不完全由伦理决定。 江村挑选儿媳妇的
标准一是能生养，二是养蚕缫丝的技术好，顺从并不是首要的。 有不轨
行为的儿媳很难抛弃，亦不能由丈夫家族任意处置。 媳妇可以有自己的
私房钱，包括嫁妆、自己劳动所得以及她从向丈夫或婆婆索要的生活费
里偷偷截留的部分（费孝通，2001：57-58、68）。 儿媳也可能为了早日摆
脱婆婆的管控而鼓动儿子反对母亲，使“父—母—子”的家庭三角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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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纵轴里脱离出来。 通常可预见的是，儿媳将来会接管婆婆的权力。也
就是说，父系家族现实中无法绝对控制媳妇，也没有法权依据对媳妇进
行制裁。婆婆的权力似乎更多来自儿媳的敬畏和顺从。婆婆可以咒骂儿
媳或者教唆儿子揍老婆乃至休妻，但这取决于儿子个人的意愿，如果儿
子不愿意，那么婆婆要面临分家的风险。但同时，费孝通指出，媳妇想彻
底摆脱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自杀。 她可以逃走，等待时间和机会
慢慢与家庭和解， 或者等到她自己成为婆婆的那一天 （费孝通，2001：
59）。 小农经济下的家庭分工或者说镶嵌于乡土社会的家的经济结构实
际是将媳妇约束在家中的很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套贯穿于男孩女孩教
养过程的经济系统，媳妇在她的娘家已经熟悉这些内容。 因此，从丈夫
和婆婆的权威、共有财产、人身自由等方面来说，江村在社会结构上并
非家父长制。 家的伦理沿着父系和母系两方的亲属关系进行延展，与儒
家以父子轴为核心的文化理想有亲和关系但也存在差别。
第三， 费孝通注意到家的伦理关系发生变化是在妇女进入工厂挣
工资以后， 女工在家中变得硬气起来。 比如一个女工公开责骂她的丈
夫，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一个女工在工厂里和其他男子同居，
被工厂开除后回到家乡；本来她的公婆拒绝她进门，但是考虑到她有在
丝厂工作的本领，又重新接纳了她。 在这两个例子里，不仅夫妻关系发
生了变化，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不仅如此，当母亲出去
工作，家中的孩子就得交由祖母照料，这也使婆媳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

4. 李霞（2010）在其著作《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中讨论了
已婚女性的“小家庭”视角，她们不断围绕娘家—婆家框架来构建自己的亲属关系，逐渐
使小家庭脱离丈夫一方的父系家族的掌控。 这正是费孝通关心的婆媳纠纷之所以影响
“家三角”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费孝通还指出，书香门第尚可以靠个人修养和忍耐来
维持大家庭，但对农民来说，单靠忍耐是不够的。 作为一个合作经济单位，权利与义务的
平衡是维持团体完整的必要条件，因此农民总是要分家（费孝通，199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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