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用了第六次人口普查详细的职业分类， 发现职业内部的性别比是影响
国有部门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这给我们理解职业特征与中国劳
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关系很大启示，也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
是，可能是因为当时相应数据的缺乏，他们的研究仅考虑了职业内部的
性别比例，而没有考虑不同职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以及工作环境对于
收入差距的影响。 这可能会因为关键影响变量的遗漏而使分析结果出
现偏差。 一方面，由于其他职业特征与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高度相关，
如果只考虑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 就会使得其他职业特征变量对性别
收入差距的效应被这一变量吸收， 从而高估职业性别构成这一变量的
影响。 另一方面，即使是女性比例非常相近的职业，技能的要求也可能
不同，例如，幼儿教师和医疗辅助人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尽管国内很多文献都注意到职业是影响
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但对于其作用于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还缺乏
系统探讨， 这会使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究竟是哪些职业特征真正影响
性别间的收入差距。 职业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多种路径共同实现的，仅考
虑职业内部的性别构成这一因素，也可能会使分析结果不够全面。
第四， 之前的研究也较少关注职业特征在不同区域的回报是否存
在异质性。 由于职业特征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因此，地域层面
的回报异质性也可能会影响收入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有必要对这部分
内容进行探讨。西方国家建立了成熟、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因此，职业特
征的回报在这些国家内部基本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不同于西方国
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
平、 自然资源禀赋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阶段都存在明显差异（Walder，
1995；Xie and Hannum，1996）， 不少研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区域因素对
收入的影响， 但它们基本的关注点是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因素的异质
性回报 （Xie and Hannum，1996；边燕杰、张展新，2002；郝大海、李路路，
2006），而对于职业特征的区域回报异质性关注较少。 因此，我们还将对
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有鉴于此， 本研究借用美国 O*Net 职业数据库详尽丰富的职业信
息，与中国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共同构建了一系列职业
特征指标，并结合使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详细的区县层
次数据，以期回答三个问题：在中国，职业特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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