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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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承认与分担； 与此同时，她们还被要求像“东亚模式”中的女性那
样承担繁重的人口再生产任务， 却缺少自由主义国家对女性个体权益
的维护 27 和市场化再生产劳动分工体系的协助。 如果我们将这一情况
与埃斯平—安德森（2010）提出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相对照，
就不难看出卢旺达案例的极端性在于： 女性不仅承担了工业经济积累
时期 “全职生产者+全职再生产者”的双重职责，并且由于种种历史和
现实的原因，国家既缺少相应的福利保障制度建设，也尚未形成完善的
市场化保障体系， 甚至连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支持也在激烈的社会动荡
中趋于瓦解。 当然，非比寻常的付出也让卢旺达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法
律地位上获得了国家前所未有的承认、肯定和支持，从而让双方形成了
一种暂时性的“不平衡依存状态”。
作为一种权力关系， 性别政策和相关国家话语的出台从来就不是
抽象和孤立的，它与其他政治、社会背景相互依存。 卢旺达女性领导者
与中国妇女解放先驱有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两国的妇女
解放运动都在国家经历了长期动荡或战乱后， 与民族秩序和国家权力
的重建进程相结合；作为原有社会结构中的边缘群体，女性成为国家政
权重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员对象和目标， 政府发起并推动了一系列
妇女权益保护运动， 在此背景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多地意味着女性承
担的责任和义务；在某种意义上，两国都是以妇女参与经济生产和政治
运动的程度而非个体自主选择权利的增加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左际

26. 以阶级和性别平等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公私相嵌型的社会结构使得
国家对 再生产 议题有 所察觉 和回应 ， 国家承 认家务 劳动的 社 会 价 值 并 以 兴 办 集 体 农
庄、公共食堂、托儿所、育婴室等方式开展再生产劳动集体化互助的尝试。 前苏联在经
济 上 对 孕 产 妇 、 多 子 女 母 亲 和 单 亲 母 亲 予 以 补 助 ， 为 促 进 人 口 增 长 还 设 立“英 雄母
亲” 等荣 誉称号 ， 并承担 儿 童 德 育 、 教 育 、 健 康 保 护 等 职 责 （贺 萧 ，2017； 宋 少 鹏 ，
2012，2013；维烈娜，2012）。 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足和集体化生产方式的低效，
这种国家 对再生 产劳动 的认可 和分担 仅以高 度不均 衡的方 式在 城 市 和 部 分 乡 村 地 区
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
27. 贝瑞（Berry, 2015）在对 卢旺达 女性赋 权的 研 究 中 发 现 ， 尽 管 该 国 的 很 多 政 策 和 法
律旨在提 升妇女 的社会 经济地 位，但对 那些没 有进入 正式婚 姻关系 的女性 而言，她们
仍然很难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法律权益保障。 与男人结婚并履行相应的家庭责任仍
然是一个女性正式步入社会生活并享有相应权益（如生育权、财产权、获得一份体面工
作的权利等）的前提。 这也从侧面揭示出，卢旺达政府对女性权益的赋予和维护仍然建
立在其履行相应再生产职责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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