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20年第4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４

一 、 引言

（ 一 ） 情理的研究
社会学者在分析中国人自身的社会行动和行动伦理时 ， 常常会援
引一些传统语汇资源 ， 比如 “ 情理 ”。 以近期的一些研究动向为例 ， 王思
斌 （ ２００９ ： ５４－６１ ） 结合经验研究的体会 ， 构造出 “ 关系 — 问题 — 责任 —
经验 ” 四位一体的行动模式 ， 认为这是中国人行动模式的 “ 多元嵌套结
构模型 ”， 并指出中国人的行动是情理取向的 ，“ 人 ” 与 “ 事 ” 是分析中国
人社会行动模式的主要变量 。 翟学伟 （ ２００４ ： ４８－５７ ） 则将中国称为 “ 情
理社会 ”， 他从 “ 人情 ” 和 “ 面子 ” 等中国特色的经验性概念出发 ， 回溯到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 ， 试图拓展有关中国 “ 情理社会 ” 的认知 。 并且 ， 他
试图依靠中国的本土经验与理论 ， 去构建本土的社会交往理论与权力
再生产机制 。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 ， 社会学者大多认同中国社会是情理
社会 ， 但对于中国社会中情理的内涵 、 表现形式与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
析 。 因此 ， 有研究者开始系统地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行动伦理 ， 将中国
乡土社会结构的起源追溯到丧服制度 ， 对其中的伦理和情理的特点做
礼学上的探源 （ 周飞舟 ， ２０１５ ： ２６－４８ ）。
相较而言 ， 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法制史研究学者对 “ 情理 ” 研究得
更加深入 。 日本著名法律史家滋贺秀三 （ １９９８ ： ３６－３７ ） 曾在研究中指
出 ：
理与情既是对立的概念 ， 同时又相互联结 、 相互补充形成
“ 情理 ”， 即中国式的理智 （ 良知 ）。 因此 ， 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普
遍的审判基准 。 而且可以看出 ， 其中 ， 正是人情被视为一切基
准之首 。“ 王道近人情 ”、“ 王道本乎人情 ”、“ 王法本乎人情 ” 等
成语 ， 似乎已成为法律实务者的一种口头语 。
法律史研究者们普遍认为 ：（ １ ） 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 ， 天理 、 国法 、
人情不仅相通 ， 而且是三位一体的 （ 范忠信等 ， １９９２ ： ２６ ； 陈娜 ， ２００７ ； 陈
小洁 ， ２０１４ ： １６１－１６６ ）。（ ２ ） 之所以情与理是统一的 ， 天理 、 国法与人情
是三位一体的 ， 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情理观念与人伦观念紧密联系 ，
司法实践必须顾及具体的人伦关系 ， 离开具体的人伦关系 ， 无法讨论情
理问题 。 情理问题的基本社会背景就是人伦关系 ，“ 情理就是人伦 ”（ 瞿
同祖 ， ２０１０ ； 霍存福 ， ２００１ ： ７ ； 汪雄涛 ， ２０１０ ： １４８－１６４ ）。 人伦是传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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