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社会》2020年第1期

“ 议彩礼 ”： 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

更复杂的婚姻梯度 。 由于女性往往要求配偶的教育程度 、 职业阶层和
收入高于自己 ， 导致农村女性向外流动的比例增大 ， 造成农村婚姻资源
结构性失衡以及对农村男性的 “ 婚姻挤压 ”（ 贾兆伟 ， ２００８ ）。 在市场经
济造就的婚姻挤压的背景之下 ， 彩礼作为货币支付的手段愈加凸显 ， 其
补偿和资助功能开始向婚姻交换功能转变 （ 余练 ， ２０１３ ）。“ 婚姻市场要
价理论 ” 相应出现 ， 农村大量的 “ 男性剩余 ” 使得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
高 。 随着仪式的简化 ， 婚姻中彩礼的经济性质更显著而文化意义被弱
化 ， 男方不得不答应女方家庭的要价 ， 呈送高彩礼以弥补其劣势 （ 魏国
学等 ， ２００８ ； 桂华 ， 余练 ， ２０１０ ）。 现代化变迁导致 “ 婚姻市场理论 ” 的产
生 ， 虽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彩礼 ， 却以 “ 文化意义衰落 ” 的说辞
遮蔽了彩礼在经验社会中仍然具备的道德意涵 ， 并全然以两个家庭的
纯经济理性行为掩盖了彩礼议定过程中复杂的情理平衡与行动伦理 。
莫斯的 《 礼物 》 作为一部注重考查礼物之伦理意涵的著作 ， 为我们
提供了将彩礼的 “ 财 ” 与 “ 礼 ” 的双重意义联系起来进行整全理解的启
发 。 莫斯描述礼物互惠的义务的手法是将礼物中给予 、 接受和回报的
三种义务在太平洋和美洲地方的部落生活的节庆中展开 ， 用莫斯自己
的话讲 ， 是在社会形态学中进行的 。 因此 ， 寻找礼物秩序坐落在集体道
德中的微观行为和过程 ， 是考察礼物背后某种道德力的基础 。 无论是
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礼物视角还是 “ 婚姻市场理论 ”， 虽然都部分揭
示了当前高彩礼的社会基础与影响 ， 却普遍忽视了彩礼生产的真正起
点 ， 即结亲双方的议价过程 。 彩礼的缔结是随着结亲双方各自秉持道
理的往来展开的 ， 双方对彩礼的预期 ， 无论是合意还是有分歧 ， 都不能
化约 “ 议彩礼 ” 的行动 。 彩礼的议价在怀有默契或分歧的家庭之间充分
展开的特点 ， 预示着 “ 议彩礼 ” 不是行动者通过妥协而消除分歧的过程 。
从社会行动考量彩礼的生产 ， 意味着要从行动伦理的角度重新理解
彩礼嵌入社会道德这一经典框架 。 无论是市场视角还是礼物视角 ， 都不
会否认彩礼的高度嵌入性 ， 但嵌入性如果只是意味着限制纯粹的 “ 成
本 — 收益 ” 的理性文化传统 （ 犘狅犾犪狀 狔 犻 ， １９７１ ）， 或者一种干扰或改变市场结
果的关系网络 （ 犌狉犪狀狅狏犲狋狋犲狉 ， １９７４ ； 犝狕狕犻 ，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９ ）， 那么所谓嵌入性就仍
然只是意味着一种附加的行动指南 ， 而不是行为本身 。 ２

２． 因此 ， 以格氏一派的研究仅仅通过强调经济生活的非经济因素 “ 纠正 ” 了纯粹的经济学模型
的局限 （ 犣犲犾犻狕犲狉 ， １９８８ ）， 而没有实现以社会学视角取代市场的经济学范畴 （ 符平 ，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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