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20年第1期

“ 议彩礼 ”： 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

集中在 ６ — １６ 万元 ， 相当于当地普通农民十年左右的收入 ， 具有高额化
特征 。 陆春萍 （ ２０１７ ） 对甘肃省 犠 村的个案调查也发现 ， 该村彩礼普遍
在 １３ 万左右 ， 最高达到 ２０ 万元 ， 已远远超出当地普通农民家庭的正常
的经济承受水平 。 将彩礼作为提高农村家庭成本的 “ 陋俗 ” 的观点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被特别强调 。 高彩礼的形成不仅
成为结亲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 也在结亲之后改变了当
代中国家庭 ， 特别是中国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 １
无论是对高彩礼 “ 社会成本 ” 的认识还是政策治理 ， 都需要对彩礼
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 彩礼既为 “ 财 ” 又为 “ 礼 ”， 高彩礼形成横跨了家庭
的经济和道德这两个和中国人生活最有关系的领域 ， 对其进行的社会
学分析因此就有了两个自然的入口 。 目前学界对高彩礼成因的社会学
研究主要集中在 “ 婚姻市场理论 ” 和 “ 礼物秩序 ” 两个基本的框架下 。 前
者突出了乡村性别比例失衡对彩礼攀升的影响 ， 尤其强调了改革开放
后青年外出打工对本地婚姻市场的挤压 。 礼物秩序的分析框架则将彩
礼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姻亲与血亲之间的代际礼物流动 ， 将彩礼视为代
际之间互惠的一部分 。 两种对彩礼的分析框架各自指出了目前高彩礼
存在的一些社会基础 ， 但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 ，
因此 ， 结亲双方按照各自的 “ 道理 ” 对什么是合适的彩礼所进行的互动
正是本文所研究的 “ 议彩礼 ” 过程 。
对 “ 议彩礼 ” 的关注使得本文对农村彩礼的研究有了较为特别的经
验关注点 ： 在社区共同体中这种议价的依据何在？导致男方家庭和女
方家庭 “ 议 ” 的规矩有什么不同？在彩礼价格上达成妥协的原因是什
么？这样的依据和原因与乡土社会中的行为规则又有什么联系？上述
研究问题是笔者搭建对充满过程性的 “ 议彩礼 ” 的分析框架的第一步 。
本文试图表明 ， 对议彩礼的行动过程的分析超出了市场性和传统的互
惠义务 ， 或许可以为彩礼如何嵌入中国社会的经济与道德秩序提供一
个新的解释路径 。

１． 田野经验事实表明 ， 婆家对高彩礼的媳妇通常不敢怠慢 ， 新一代媳妇的地位有了显著提
升 。 并且 ， 当地高额的彩礼市场价使得男性几乎丧失了离婚后 “ 再婚 ” 的可能性 ， 因而媳妇在
婆家有更为充分的 “ 任性 ” 的条件 ； 反之 ， 婆婆 “ 伺候 ” 媳妇 ， 对媳妇言听计从 ， 成为当地农村家
庭中十分常见的现象 ， 如媒人所言 ：“ 现在的媳妇叫个啥 ， 礼钱高了 ， 到每家去婆婆都是老妈
子 。 一句话就是老妈子 ， 你就是给我打扫卫生 ， 洗衣服做饭 ， 都是你 ”（ 访谈录音
２０１８０９０７犕犚 ）。 由此我们认为 ， 高彩礼影响到结亲之后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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