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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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9 · 5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后续研究予以弥补和推进。第
一,受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所限,对参照群体的设定仍没有摆脱研究者
自主设定的策略窠臼。本文对参照选择假设的检验基于被访者均倾向
于与他人比较而报告分配公平感的逻辑前提之上,但现实生活中并非
所有人都基于比较而生成个体态度。其实,与他人比较的偏好在相对
收入与个体态度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即相对剥夺在解释具有比较偏好
个体的分配公平感时作用更明显( 犛犮犺狀犲犻犱犲狉犪狀犱犞犪犾犲狋 , 2017 )。虽然采
取事后推断策略而设定参照群体已具尝试性的做法,但仍然无法精准
地从主体角度出发把握参照群体的选择过程(吴菲、王俊秀, 2017 )。对
此,笔者认为,推进性研究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其一,优化数据收集时的
问卷设计,通过改变提问方法捕捉被访者主观上“我会跟谁比”的选择
,
过程( 犃犾犱犲狉狊狅狀犪狀犱犓犪狋狕犌犲狉狉狅 , 2016 ; 犞犪狀犘狉犪犪 犵2011 );其二,借鉴心
理学或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尝试引入调查实验方法明确个体参照
选择标准;其三,借助深入的定性调查方法捕捉个体参照比较的深层次
过程也是一种有效的尝试。第二,本文对都市移民参照群体的检验均
建立在单一参照对象影响效应是否发挥作用基础上,但个体的参照选
择往往是多个参照对象复合性的构成,故揭示综合性参照群体选择的
复杂过程仍需要通过研究设计的改进予以推进。第三,本文在揭示微
观分配公平感生成过程中参照比较效应时,借鉴了同为主观感受的幸
福感、自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并未对其内在生成机制差异
进行比较。李骏( 2017 )曾发现偏私域感受的幸福感和偏公域评价的宏
观分配公平感的生成机制存在差异,至于同样偏私域感受的幸福感和
微观分配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并未予以探究,这为后续研究留
下了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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