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19年第4期

“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由薪资制度形塑的网络直播行业的劳动过程
称为“人气游戏”，称其为游戏的原因在于利益的协调使其获得了劳资
双方的认可，并且使主播的命运自主意识强化。在这场游戏中，主播为
了在竞争激烈的网络直播大潮中获得足够的收入，将命运寄托在努力
的自我剥削之上，达成了对不稳定的劳动关系和平台方对其宰制的
同意。
在布洛维（布若威， ２００８ ）的研究中，赶工游戏是制造同意的关键机
制，而赶工游戏得以维持数十年的原因在于追求超额工作的车间文化。
但是，在本研究的“人气游戏”中，劳动者对剥削和宰制的同意不仅是在
劳动场所和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更来自于行业市场的意识形态等外部
因素。“人气游戏”因主播的两种观念而强化，一种是人气计件制导致
的劳动商品化观念，另一种薪资红利化观念则是渗透在平台经济中的
意识形态。薪资制度设计与行业意识形态相结合塑造了主播的意识。
这种意识形态支配更深入、更彻底，也更难以突破。因此，我们认为，在
对“制造同意”机制的研究中，应该超越工厂体制（ 犳犪犮狋狅狉 狔狉犲 犵 犻犿犲 ），关
注行业体制或部门体制（郑广怀等， ２０１５ ）。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助推中国进入平台经济时代，相关行业的劳动
关系和劳动过程发生改变。在劳动关系方面，平台经济最大的特征是
非正式化和不确定性，包括劳资关系模糊、劳动过程不确定等。有关平
台经济劳动者的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移动互联网技术对劳动者的劳动形
式、劳动时间、空间安排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赵璐、刘能， ２０１８ ；胡杨涓、
叶韦明， ２０１９ ；张玉璞， ２０１９ ）。本文认为，要深刻地理解平台经济的用
工模式以及身处其中的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必须考察这一新经济形态
中多样的薪资制度及其具体运作。薪资制度经常在其他社会制度的安
排下与其他社会因素相结合发挥宰制效应，因此，关注薪资制度以及由
其形塑的劳动过程与意识形态，也是迈向构建行业体制或部门体制概
念的合适路径。

参考文献（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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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弗曼，哈里 ．１９７９． 劳动与垄断资本［ 犕 ］ ． 方生，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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