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8 - 《社会》2019年第4期

低保对象为何退保难？

就微观层面的其他影响因素来看，教育程度对退保具有显著影响。
在三个模型中，教育程度都对退保表现出稳定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如
模型 ３ 所示，与文盲的低保对象相比，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的低保对象
的退保风险分别提高了 ２．３３９ 倍和 ８．０２４ 倍。健康状况对于退保风险
具有显著影响，户主患有大病，家庭成员因病残丧失劳动能力都显著降
低了家庭的退保可能。子女数量的增多对退保具有负向影响。基本人
口特征因素中的性别、婚姻和民族对于退保风险都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就中观层面因素的影响而言，就业救助服务对退保风险不具有显
著影响。无论低保对象是否接受过救助机构提供的职业推介，或是否
接受过培训，其退保的可能性都不会发生显著性变化。这与假设 ２ 的
预期并不一致。我们原假设职业推介会对退保产生显著的促进效果，
原因在于，职业推介相比于其他就业救助项目所需的服务成本更低，同
时也较为契合中国的非正规就业结构。但结果显示，职业推介并不具
有推动退保的实际作用。这很可能与地方政府因难以获得中央政府的
就业救助资金支持，尽可能压缩就业救助成本，致使职业推介这一成本
相对较低的就业救助服务类型，同样未取得实质性发展有关。
从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来看，失业率对退保风险无显著影响。从
理论上来说，失业率对于救助接受时长具有应然的解释力。失业率降
低、宏观就业环境改善，是救助对象获取就业机会并脱离救助的重要外
部条件。救助退出风险会随失业率的波动而发生显著变化，这也是西
方实证研究广泛支持的结论（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９ ； 犅犲狉 犵 犿犪狉犽犪狀犱犅犪犮犽犿犪狀 ，
２００４ ）。值得注意的是，评估宏观就业情况对救助接受时长的影响不仅
要观察就业总量，还要关注就业结构。中国改革后就业增长背后最大
的贡献因素不是正规就业，而是非正规就业（蔡窻， ２００７ ）。非正规就业
的增长固然会为低保对象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为其退保带
来结构性制约。失业率这一单纯反映就业数量而非结构的指标，最终
无法对中国的退保风险提供有效的预测。假设 ３犪 得到支持。
宏观因素中的期群变量对退保风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在三
个模型中，随着期群的推移，退保风险都出现了稳定的上升变化。以模
型 ３ 为例，与 ２００２ 年以前进入低保的早期组相比，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年进入
低保的中期组和 ２００８ 年以后进入低保的晚期组，退出低保的风险分别
高出 ４９．６％ 和 １３９．４％ 。说明中国非正规就业水平的逐渐下降，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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