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7 - 《社会》2019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２００３ ）、阿拉亚和玛格达莱纳（ 犃 狔 犪犾犪犪狀犱犕犪 犵 犱犪犾犲狀犪 ， ２００７ ）针对欧洲国
家的调查研究都表明，被救助者的年龄越低，脱离救助的可能性越高，
这是易于解释的，被救助对象越年轻愈有可能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退出
救助。中国低保对象退保之所以呈现与以上发现相悖的年龄规律，是
因为年龄对于退保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年龄增大所导致的“退休者”
身份的“显性化”，而非年龄下降所增大的就业可能。虽然年龄的降低
有可能对就业产生积极作用，但由于低保对象从事的绝大多数都是低
保管理机构无从查证的非正式工作，这种“隐性化”的就业对于退保所
发挥的实际意义较小。相对来看，随着年龄增大，低保对象获得养老保
险和成为退休人员的身份变化是更为显性且易于取证的，其对退保的
推动作用故而较大。
除了低保对象自身的年龄，子女年龄这一同样具有“显性”特征的
因素对退保风险也有显著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子女年龄在一定范围
内的升高都对退保产生正向作用。以模型 ３ 为例，子女年龄为 １１ — １５
岁、 １６ — １８ 岁、 １９ — ２２ 岁的低保对象，与子女不满 １１ 岁的低保对象相
比，退保风险分别提高了 ６３．３％ 、 ６７．７％ 和 １２０％ ，子女超过 ２２ 岁则对
退保不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低保对象的退保风险随着子女走向
成年逐渐攀升，并在大学阶段达到峰值，而当子女超过大学学龄，退保
风险便失去显著性变化。这与假设 １犫 的预期是一致的。面对低保对
象隐性就业带来的收入调查难，低保机构通常只能模糊计算低保对象
的收入和低保金，其中一种常见做法就是针对夫妻有劳动能力的低保
家庭，将低保金操作化为“给（尚未成年或在学）孩子的补贴”。当子女
进入成年或大学毕业阶段，低保资格将随之被撤销，故而形成了我们所
观察到的退保高峰。
与年龄的显著影响形成对照的是，就业未能对退保产生显著的促
进作用。与无工作者相比，有工作者的退保可能性未出现显著的提高。
就业对于缩短救助周期、提升救助退出率的决定性作用是西方研究者
的普遍发现和共识（ 犅犪狀犲犪狀犱犈犾犾狑狅狅犱 ， １９９４ ； 犔狅 狆 狉犲狊狋 ， ２００１ ； 犎狅犳犳犲狉狋犺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２ ； 犖犪犿 ， ２００５ ）。就业之所以未能对中国低保对象退保产生
显著影响，与低保对象的就业类型有密切关系。由于低保对象所能获
得的通常都是临时性、非正式的工作，这种“隐性化”的就业活动不易于
被低保机构了解和掌握，其对于退保的推动作用因此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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