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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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４
受情况的变化，普遍得到了失业率降低有助于缩短救助接受时间的一
般性结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却发现，对低保对象退保具有影响力的
宏观因素并不是失业率，而是非正规就业结构的演化。这验证了我们
关于救助接受时长不仅受就业总量，还受到就业结构影响的假设。由
于中国就业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器是非正规就业，而非正规就业这种“隐
性化”的就业方式对于退保的推动作用是较弱的，就业总量的提高、失
业率的下降因此未能对退保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
社会救助是以家计调查为核心的收入转移制度，而家计调查能否
在一个国家顺利实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结构的正规化程度。此
前对东欧等转型国家的观察曾发现，随着国有经济的瓦解、非正规就业
形式的出现，救助部门获取就业收入记录的困难重重，传统的家计调查
方式难以为继（ 犎狌狋狋狅狀犪狀犱犚犲犱犿狅狀犱 ， ２０００ ； 犕犻犮犽犾犲狑狉犻 犵 犺狋犪狀犱犕犪狉狀犻犲 ，
２００５ ）。改革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就业结构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正
规就业结构，向市场经济下的非正规就业结构的转变，该转变在推动中
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救助管理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地方低保
部门在家计调查中，常无法获取到关于低保申领者就业和收入的准确
信息，也难以根据低保对象的变化情况精准及时地开展动态管理，致使
退保难问题进一步严重化。所幸的是，中国的非正规就业水平自 ２０ 世
纪末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渐下降，这为降低低保对象隐性就业可能，退出
低保提供了有利的结构性支持。如本研究实证结果所示，随着低保期
群从早期进入组向中期进入组，再向近期进入组推进，退保的可能性在
逐渐升高，表明非正规就业水平的降低对于低保退出率的提高已经发
生了积极的作用。
国内学界虽已广泛注意到隐性就业对低保动态管理的消极影响，
但遗憾的是，其未能将此问题上升到宏观就业结构层面进行讨论。相
应的，其所提出的动态管理促进机制也未能触及根本的结构性因素。
例如，关于如何应对隐性就业造成的家计调查难题，很多研究者都曾提
出借助工商、社保系统进行用工信息取证的建议。但事实上，以上手段
所能获得的也都只是正式的就业信息，对于低保申领者的非正式就业
状况仍难进行有效了解。只有推动中国就业结构从非正规就业结构向
正规就业结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隐性就业所导致的低保动态
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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