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社会》2018年第6期

“转型与发展：中国社会建设四十年”笔谈

社会流动率的增加不仅体现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方面，同时也体现在
向下流动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产业结构和
职业结构的升级，这必然带来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这也是所有工业化
国家社会流动的普遍趋势。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着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部分人经历了
向下的社会流动，进而导致向下流动率的上升。
此外，短距离的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长距离的、大跨
度的、两极式的社会阶层流动并不占主导地位。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的中国，从最高阶层到最底层、甚至从最底层到最高阶层的两
极式流动曾经很普遍，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现象还在延续，与当时处在
急剧转型时期的社会流动规则不确定、不明朗有一定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地域流动和阶层上升的重要拉力
１９７８ 年以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倡导下，经济收入、
财富分布和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开始转向“机 会公 平”或“程序 公
平”，这是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调整。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还是合同制、承包制、计件工资制、下岗分流增效、产权制度改革等
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制度的出台；无论是鼓励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发
展的优惠政策，还是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大力引进三资企业的重大举
措，都标示着经济收入、财富甚至资本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
通过合法劳动、投资积累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奋斗
目标，也成为人们提升自己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在某
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以收入、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标准已经取代
了政治标准，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而且成为多数社会成
员实现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拉力。
不同阶层社会成员利益分化的直接体现是各阶层收入差距的逐步
拉大，也使收入、财富和资本成为各阶层在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时考量
的重要因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全民经商、政府官员“下海”经商热潮
和 ２０１５ 年前后出现的新一轮官员“下海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收入
和财富是引导人们社会流动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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